日本人满洲事变是在日本遭遇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满洲事变是在日本遭遇什么状况时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
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原因：本国发展资本主义困难因而急需对外扩张.加之其明治维新后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尤其是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制定了大陆政策，因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进一步扩张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日本人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

日本人笔下的“满洲事变”

最近读日本学者芳地隆之写的《哈尔滨学院与满洲国》，该书内容写的是“（哈尔滨）学院确立的日本式全球化理想及其破产”。书中一部分记述了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现在选译其中主要节段翻译发表在这里（蓝色部分），供关心这一事变历史的博友们参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京审判战犯的法庭上，一身和服打扮的石原莞尔（原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在检察官员的证人讯问中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东条英机是怎样指挥你的？”，
面对这个讯问，他对检察官斩钉截铁地回答：“东条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我这个有思想的人有什么必要去服从那个没有思想的人的指挥呢？！”
原来，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1942年（昭和17年）12月，身为首相的东条曾经试图与作为苏联-中国专家的石原莞尔进行会谈。结果所有问题都遭到了石原的驳斥，因此东条就把石原从军队中逐出，把他编进了预备役。但是遇到紧急事态发生时，还不得不利用石原的智慧来为自己解难。
为了把石原再度引进军队中枢，东条在自己官邸设了一个会谈处与他会谈。这时石原表示了再度为国家效劳的意愿，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
“你（指东条）只须把你的首相座位尽快让给有能力的人。”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结果是石原受到软禁处分，关到他位于秋田的家里，不准从事政治活动，一切行动置于宪兵的监视之下。他在1941年（昭和16年）发行的著作《战争史大观》（主要内容是他的《最终战争论》）也受到了封禁处分。
石原的《最终战争论》，独特之点是强调了文明的重要性，认为文明可以把不同民族统一起来。每一个民族国家最后将在大规模战争中消亡。就是说，在军事技术日益高度发达的21世纪里，国家将萎缩到不成其为战斗集团的地步。
作者芳地接下来对比了石原的论点与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观点的异同，说石原得出了一个“世界最终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认为最终的这次战争，实际是西方欧-俄-美的文明、与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文明圈之间的淘汰赛（他认为最后是日本和美国的较量）。
为了战胜这次战争，首先要考虑燃料能量的供应。
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与其依靠自由贸易接受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不如首先确保资源供应的基地。石原认为做这个基地最适合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东北，于是就瞅准了满洲。在那里有以煤炭为首的丰富地下资源。石油埋藏量、铁矿、镁、铝都有相当大的潜力。日本每年从外国进口70万吨的重油，而从抚顺煤矿的50亿吨油页岩就可以提炼出2亿5000万吨的重油。得到它，日本就会转而成为一大出口国。因此，满蒙乃是日本的生命线，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担负未来世界和平的文明国家，乃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
石原把这个想法引申而为一套“满蒙领有计划”，开始进行了“把军阀群雄割据的中国东北地区建成一个国”的作战构思。
这个构思就是建设一个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满洲人以及蒙古人共同居住的理想国家。

（1927年，）石原莞尔作为关东军的中佐和坂垣（坂垣征四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辅佐官员，参加了北满参谋演习性旅行。他们的目的在于集中关东军的核心成员，到满洲北方与苏联接境一带的数公里地域进行视察，以便共同详细讨论一下那里的地形、情势、战略等。
石原站在这个大平原上，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编写的“满蒙领有计划”。这个计划大致分为八条：
⑴ 解决满蒙问题是解除国内不稳的唯一生路；
⑵ 这一事业只有通过“帝国陆军”领有该地区才能够完全成功；
⑶ 开始这一事业行动的时期，就是日本准备对美国战争的时候；
⑷ 当诱发对美战争时，需要先领有中国本土的重要场所，给予日本的经济生活以旺盛的新生命，开辟起东亚自给自足的道路，有力地支持长期战争；
⑸ 苏联正埋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不会干预日本的行动；
⑹ 领有满蒙以后的统治方式可照朝鲜那样，采取总督制，只实行简明的军政以维持治安，避免硬性干涉；
⑺ 期待通过日本、中国、朝鲜人的自由竞争实现发展。换言之，日本人要致力于建设大规模的企业和智能性的事业，朝鲜人要致力于水田的开发，中国人在小商业和劳动中发挥能力，这样来求得共存共荣；
⑻ 国防方面配备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对付苏联。
石原看完后，理好这份被风刮乱的计划书，收到皮包里。
司令部参谋们离开红褐色的荒凉山地继续了他们的视察。他们从齐齐哈尔进入海拉尔，在敞篷车里沿着草原里的单行道一路南下。
坐在后部座位的石原把一条腿放到坐席上思索起在这里进行国家建设的事：
满洲这个地方尽管一向在政治上归属中国，但从古来住着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汉民族只在南部有一小部分。就是说，这个地方乃是个民族共同的财产。
应该给国内苦于单一经营体制的人们一个希望的土地，改变那种一切集中于东京的变了形的日本才行。
如果在大陆上建立一个日本人能生存下去的国家，日本海沿海地区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里日本”（面临日本海的地带），就有可能使他转化为由日本、中国和朝鲜围成的新经济圈的中心了。
……关东军参谋们确认了满洲的边缘后，就回到了奉天（沈阳）。为了探寻日本在大陆发展的新的可能，他必须尽快着手这方面的“准备”。

这时，与蒋介石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张作霖，正被国民党的北伐逼得不得已撤回奉天来。
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正考虑着如何利用那个以满洲为据点的军阀头目张作霖，把满洲地区从蒋介石中国分离开来，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田中是一个20世纪初曾作为驻俄罗斯武官补的身份在圣彼得堡流过血的俄国通。他从俄国回国时曾顺路到哈尔滨与石光真清（潜伏哈尔滨的日本间谍）会面，然后从哈尔滨沿旅顺路线回国。因为旅顺和通向旅顺的南满洲铁路对俄国极为重要，田中有必要把它的实情了解清楚。
了解俄国的田中认为，在满洲冒进会给俄国一个不必要的刺激，因此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后来关东军大踏步地闯了进来，田中为了一个责任问题，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关东军是日本依据朴茨茅斯条约在满洲领土上派驻的军队。当初置于关东都督府属下，根据1919年（大正8年）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纳入了天皇的直辖指挥的范围。所谓天皇直辖指挥，听起来好听，可是说是有统帅权也不可能从皇居发指令，所以就有了关东军擅自行动、事后予以承认的倾向。
田中首相辞职的原因是1928年（昭和3年）6月4日炸死张作霖的事件。
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先消灭张作霖以弱化其在中国东三省的权力，然后乘着治安混乱，一气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开来。按照这个意图，在奉天的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处炸毁了被逐出北京的张作霖所乘坐的特别列车。乘坐在第四辆贵宾车的张作霖负了致命伤，不久就死去了。
可是其后事态的发展与关东军的意图背道而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暂时按下父亲的死亡，采取了静观事态发展的对策。因为在关东军、国民党、军阀等交相跋扈的满洲，思考跟谁联合更有利，是需要时间的。在这当中，张学良同时挂出了军阀旗和青天白日旗两面旗帜，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合流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了在满铁周围进行了另外铁路的建设。他不但没有退却，反而与关东军作起对来。
这个情况迫使关东军不得不另作决断。

1931年（昭和6年）5月，在长春西北大约三十公里的一个叫万宝山的开垦地，发生了朝鲜人农民和当地中国农民的抗争事件。
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边境地带，世世代代有朝鲜人移住过来，从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移住来的数目急剧增多，被日本夺去土地和受官方压迫的逃亡者逃到满洲来的朝鲜人每年都超过两万人。
时间的开端是朝鲜农民为往水田里引水，在附近的伊通河进行截流和开掘水路的工事。由于这个工事擅自穿过了中国人的田地，惹起了平日就对朝鲜人的迁居不满而积郁下的愤怒的爆发。
同年七月，大约四百名中国农民来到现场，填平了即将完成的水路，破坏了修好的水闸，被惹怒的朝鲜人结伙前来殴打中国农民。
长春的日本总领事田代重德当即派出武装警察，为护卫工事的完成和保护朝鲜农民，前来平复事态。警察的管束对中国人偏严，理由在于朝鲜人的国籍，就是把他们看成是日本国民而保护了他们。
其后，朝鲜报纸《朝鲜日报》和《京城日报》等又立即大肆报道，说“大量同胞在万宝山被中国暴徒打伤！”于是朝鲜人又对住在朝鲜的中国人实行了报复行动。
当时在朝鲜国内，对在住的中国人的袭击，以仁川为始，连锁般地扩展到了元山、新义州、京城，在平壤有数千名朝鲜人杀进中国人街，在那里反复进行了暴行、掠夺、破坏、放火，一百零九名中国人被杀。
对此，中国各地的国民党支部猛烈地反击说“日本唆使朝鲜人虐杀中国人”。于是在中国国内反日的情绪高涨起来，反日教育、包围满铁、抵制日本商品等，开始了中国方如火如荼的恢复国权运动。
拥有十万兵力的张学良的排日运动也从1931年开始越来越激烈起来，到了如关东军少佐花谷正所说“小学生上学也成了危险的事”的程度。
满洲已经成了超越地域的国家间的问题。石原莞尔在长春的关东军作战课主张：
中国的反日运动已经造成了在满大约二十三万日本人的不安和动摇，已经到了不得不在是否返回内地的问题上做出选择的关头。要想给满洲带来稳定，就只有让我们日本来统治这个地方没有第二条道路了。
这时，提倡满洲领有论的石原，已经转化到了国际的政治行动上。
石原把视线朝向坂垣。坂垣轻轻点了一下头，彼此确认了自己的意志。
接下来，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中尉河本末守，接到了川岛第三中队长的指令，命令去奉天火车站北约八公里的柳条湖，爆炸满铁线路。
于是在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午后十时二十分，南满洲铁道柳条湖的上下两条轨道发出了一声沉重的爆炸声。
关东军把这件事归咎于张学良，由坂垣征四郎大佐发布命令，向北大营和奉天城内的张学良进行攻击，并且在奉天城内布下了机枪部队。第二天19日清晨占领北大营和奉天城，接着又占领了飞机场。
东京大本营的参谋本部知情后，立即对关东军下了不要扩大满洲事变的命令。其内容是①即便哈尔滨和间岛事态恶化，也不要向那里出兵；②吉林的部队如果情况允许，要尽速撤退出来；③要把军主力配置到满铁线上，不要动。这也就是说“要回到过去的附属地去”。但是关东军照旧独断专行，他们把张学良撤退到的锦州也当作了攻击的对象。
10月8日，关东军的战斗机猛烈轰炸了锦州。他们把这个城市看作是张学良的“反日据点”，投下了75枚25公斤的炸弹，以交通大学和东大营为首，城市中心化为一片火海，这个未设防的城市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仅如此，关东军在这个期间还往北满进击，占领了吉林和齐齐哈尔。
这是真正压制满洲的开始。
日本国内的若槻内阁陷入了不能制止关东军冒进行为的苦涩之中。币原外相一向被军部非难为“逃跑外交”，终于在1931年（昭和6年）12月11日总辞职，两天后成立的犬养内阁首相在第二年的5月15日被海军军官暗杀（五▪一五事件）。这样，军部的发言权更加强势起来，揭开了恐怖和暴力相继发生的时代大幕。

自从（关东军）以讨伐张学良之名义猛烈轰炸锦州以后，国际舆论掀起了对关东军的谴责。国联在1932年10月上旬提出的李顿报告书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爆破事件“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自卫手段”，也没有把‘满洲国建国’看作是纯粹的自发的独立运动。
在这年10月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日本）驻巴黎大使芳泽谦吉来日内瓦在会上与英国外相雷丁会谈，对他说：
“满洲已处在欧洲各国无法想象的状态之中，何况还有十多万残兵散在，还有许多土匪在横行，所以日本这次向附属地外面出兵当然不能称之为战争，说战争，也是一种‘殖民战争’，与欧洲各国之间战争的出兵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意思是说，这个行动并不具有例如德法之间那样的近代国家战争那种性质，而不过是为恢复当地殖民秩序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而已。
因此芳泽说：“满洲事变是殖民战争”，你们不是也在世界上拥有殖民地吗？英国有印度，法国有阿尔及利亚、美国有中南美洲等等。满洲也是相似的例子。这就是芳泽的逻辑。
当时美国大总统胡佛说：“对日本来说，满洲的存在和墨西哥、古巴的存在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既然对这类问题不对别的国家说三道四，就没有权利对满洲问题多嘴多舌”。英国的外交官巴尔芙也认为：“就像我们不许可日本往我们的殖民地输出移民同样，我们在道义上也没有理由反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
这说明，确立了近代国家的列强各国，并不希望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固定下来的“世界秩序”。结局就是“就这样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大家好好住下去吧。”
法律下的平等，个人的自由。法国革命以后二百多年培养起来的理想，就这样与殖民地统治的正当化两者以双重标准前进着。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国”的成立和存在也就成为了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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