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工作的基本历程

作者&投稿:塔径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关于地质工作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

刘 崇 礼
本文根据我国地质工作发展规律研究的总体构想和要求,结合工作实践谈谈有关地质工作发展规律的一些基本认识。
规律之一 地质工作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民经济发展是推动地质工作发展的动力,这是地质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地质学与地质工作,始源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回顾我国地质工作发展的历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和三次发展高潮期,但是两者并不同步。
地质工作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奠基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落后,各类矿山开采的规模都很小,国民经济对地质工作没有太多的需求,地质工作根本列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那时从事地质工作的人数很少,仅是开展一些零星的地质调查和考察工作,一般多从事教学和地学研究。当时都将地质学科列入理科范畴。前辈地质学者,凭借我国幅员辽阔,地质背景复杂的优越条件和自身的学识功力,相继创立了诸多学派的地学理论,为地质学科和地质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地质学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国地质工作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执行,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展开,其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显得十分突出与紧迫。地质工作开始得到国家的重视,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扩大了地质队伍建设。当时不仅国家成立了地质部,同时各工业部门,如煤炭、冶金、石油等工业部门,也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地质队伍,并且成立相应的地质院校,培养各类地质人才,地质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随之相继开展了大量的普查找矿和地质勘查工作,发现并找出了许多矿床与矿产地,查清了一定数量的、可供利用的矿产储量,为老矿区的改扩建和新矿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资源保障,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显示地质工作的发展步入了第一次高潮期。
在此期间,开展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以找矿为中心。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更好更快地寻找并查清各类矿产资源,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地质学科开始从理科转向工科。它标志着地质工作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国民经济也是在有起有伏地波浪式发展。正在国民经济处于大好的形势下,20 世纪 50 年代的后期,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开展,在经济建设上 “左”的思想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从 1958年开始了全国的 “大跃进”,经过 1958 年至 1960 年的三年 “大跃进”,在盲目冒进的方针指导下,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也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问题。从地质工作来看,在 “大跃进”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有两个: 一是盲目扩大队伍; 二是片面追求数量,严重忽视质量。从而造成地质成果质量不高以及人力财力的浪费。鉴于三年 “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1961 年党中央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形势下,地质行业开始大量压缩队伍,调整布局,地质工作从高潮转入低谷。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逐步复苏,地质工作也相应地有所前进。但是,不幸的是从1966 年全国又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几年的 “文革”运动,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地质工作同样遭受很大的冲击。直到 “文革”的后期,1975 年党中央发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1978 年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做出了 “要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随着对党中央号召和决定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伴随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地质工作也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地质管理机构得到恢复与加强,通过整顿生产秩序和建章建制,以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经验的总结,从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地质工作程序和相应的法规,我国地质工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尔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大量开展了地质普查找矿和勘查工作,地质找矿成果获得丰收,地质工作也进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期。
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发展又一度出现过热现象,伴随这种现象的负面影响,地质队伍又出现了盲目扩展的情况。到 80 年代初,国家在工业战线又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放慢,地质队伍再度呈现过剩,加之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地质工作承受的改革压力很大,所以进入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地质工作一度处于低迷状态,处境十分困难,许多地质工作者都为之忧虑。我记得是在黄汲清先生任地质学会理事长的一次地质大会上,提出了地质工作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就在这种背景下,以张炳熹先生为首的中国地质学会2000 年中国地质研究会,组织了专门课题研究组,就地质工作去向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随后又结合地质工作改革,以及振兴与发展地质工作等多项课题,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有关课题研究的成果中,明确提出 “地质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基础工作。在工农业建设和持续发展中所需的矿产、能源和水资源,以及有关工程建设、地质环境监测和地质灾害的预报与防治等国土开发整治方面的实际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地质工作,都必须在地质工作的基础上进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全国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地质工作要全方位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是相当重要的,是非常正确的,这种指导思想很快就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它标志着地质工作步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开始,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又呈现出持续高速发展。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矿产资源又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尤其是能源显得更为紧张。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要重视与加强地质勘查工作。2006 年国务院正式下发了 《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随着 《决定》的贯彻,地质工作开始进入第三次发展高潮期。地质工作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依从关系,反映了地质工作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我们应该认识它,很好地分析研究,并加以利用,以促进地质工作的健康发展。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地质工作第三次发展高潮期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到来的。而且当前地质工作的改革又处于攻坚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暴露出的问题很多,协调解决的难度很大。如何贯彻落实好国务院的《决定》,促进地质工作尽快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确实有待认真研究。
规律之二 任何一类矿产都是在特有的历史地质背景下形成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总结成矿理论,正确加以运用,以求寻找出更多更好的各类矿产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就煤矿床而言,它是在特定的古地理、古气候适宜大量繁殖生长泥炭物质,并在泥炭堆积速度与地壳沉降速度适应的情况,才能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煤矿床或煤聚集区带。从纵向的时间上讲,我国的成煤时代比较齐全,而主要成煤期,则是集中于石炭系—二叠系与侏罗系—白垩系,褐煤多产于第三系。从空间来看,是由两横两纵的四条分区界线,而呈现的 “井字形”展布。
( 1) 天山—阴山线或称纬一线。
( 2) 昆仑—秦岭—大别山线或称纬二线。
( 3) 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线或称经一线。
( 4) 贺兰山—龙门山线或称经二线。
上述分界线不仅反映一定的地质历史背景,而且也反映出不同的地理、地貌特征。按照自北向南,从东往西就可以将我国煤炭资源划分为 9 个大的区块: 即东一区———辽、吉、黑三省含煤区; 东二区———冀、鲁、豫、苏 ( 苏北) 、皖( 皖北) 及京、津含煤区; 东三区———闽、浙、赣、苏 ( 苏南) 、皖 ( 皖南) 、鄂、湘、粤、桂 ( 包括海南、台湾) 含煤区。中一区———内蒙古东部含煤区; 中二区———晋、陕、甘 ( 陇东) 、宁及内蒙古西部含煤区; 中三区———云、贵、川、渝含煤区。西一区———新疆含煤区; 西二区———青、甘及新疆南部含煤区; 西三区———西藏及川西含煤区。这些区块的含煤丰度及其煤种质量都有一定的差异。总结认识煤矿床的生成条件,以及煤炭资源的分布规律,对于指导寻找煤炭资源产地,开展煤炭资源的经济评价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扭转 “北煤南运”,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煤田地质系统曾开展过 “江南 ( 长江以南) 无煤论”的批判活动,以行政命令从北方调集大量煤田地质勘探队伍,大面积地开展江南 9 省 ( 包括苏南和皖南) 找煤工作,结果收效甚微,浪费很大。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煤田地质工作者,无人发表过江南无煤的论述。但是江南 9 省煤炭资源贫乏,这是事实,它是由其客观地质条件决定的,是人们主观意识无法改变的。根据上述我国煤炭资源空间的分布规律,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上述违反成矿规律,瞎指挥的惨痛教训应该吸取。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和总结实践经验,开展成矿理论研究,从实践中不断创新成矿理论,以便指导找矿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开展。
规律之三 地质工作程序一般都是从大范围 ( 或大面积) 的区调、普查开始,然后逐步缩小工作区范围,进行相应的详查和勘探 ( 精查) 。这是地质工作者对客观地质体认识的深化过程,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规律的。
地质工作只有遵循上述程序,通过各种地质工作手段和方法,就其所获取的地质信息,加以综合分析判断,逐步加深对地质情况的认识,然后再做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以保证地质成果的准确性及其可信度。当前我国地质勘查工作的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分为普查、详查和勘探 ( 精查) 三个阶段。以往也曾划分为预查 ( 找矿) 、普查、详查和勘探 ( 精查) 四个阶段。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对外交往增多,对欧美一些国家的地质工作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有人认为借鉴欧美国家的一些 “经验”,主张地质勘查工作无需划分阶段,应按市场经济法则,根据业主的要求及其投资额度,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笔者认为这种理解与认识,是很不妥当的,值得商榷。据了解,欧美一些国家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在程序上确实不像我国有法规性规定。但是,他们也是从大范围概略了解开始,逐步进入区块的详细勘查,只是掌握上比较灵活。在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公布的固体矿产的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中,所采用的经济可靠性程度、可行性研究评价阶段和地质评价阶段的三维分类原则,其中地质评价阶段,就划分为预查、普查、一般勘探和详细勘探四个阶段。这与我国曾经采用过的四分法的勘探阶段划分是完全可以比对的。各类矿产地质勘查的基本框架,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固体层状矿产、非层状矿产,特别是流体矿产,其勘查方法确实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同类矿产在执行勘探程序时,也应根据地质条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就煤矿床而言,对可以形成大型、特大型矿区的地区,其地质勘查工作,必须坚持在做好详查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好矿区开发建设的总体规划,然后按照规划的井田,开展精查工作,以保证矿区的合理开发和矿井的顺利建设。60年代在辽宁省发现的铁法煤田,根据普查工作证实,该煤田可以形成千万吨以上规模的大型矿区。但是,由于当时急于新区的开发,在转入详查的同时,就仓促地划定一个区块,开展井田的精查。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发现所划分的井田内,地质构造有较大的变化,无法保持井田的完整性,被迫停止精查。只得集中力量加快详查,然后又在详查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矿区总体规划,再按规划的井田,开展精查。这种违反勘探程序的做法,欲速而不达,以至造成时间和人力物力上的浪费。再如,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发大西南的决定。煤炭部门立即调集了大量的基建队伍 ( 包括地质队伍) ,开展贵州省六盘水矿区的开发建设。当时为了加速矿区的开发建设,决定采取边勘探、边设计、边建井施工的所谓 “三边”工作方针,严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致使新区建设吃了许多苦头,走了很大的弯路。上述教训,应该吸取。但是,在江南煤炭资源不好的裸露或半裸露地区,只适宜建设中、小型矿井的地质条件下,就可以在适当提高普查程度的基础上,按照地质区块直接转入精查。这样做完全可以满足中、小型矿井建设的需要,又可以缩短勘探时间。
另外,地质勘探方法也应与时俱进,按照改革开放的精神,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在精查阶段,应按照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最快的资本回收期的原则,采取地质设计与矿井建设施工合理交叉的一条龙的管理模式,开展地质勘探工作。这样就需要对现行 《规范》做必要的修订。
上述几点粗浅之见,望能在研究探讨地质工作发展规律的议题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共同商榷。
参考文献
中国地质学会 2000 年中国地质研究会 . 1999. 中国地质工作发展战略. 北京: 地质出版社
田山岗等 . 中国煤炭资源的 “井”字型分布格局 . 中国煤田地质,2006 年第 3 期
刘崇礼 . 矿产地质勘探方法探讨 . 中国地质,1998 年第六期
中国煤田地质总局 . 中国煤田地质勘探史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联合国专题工作组 . 1996. 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

“地质工作”一词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我国特有的名称,它是我国为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全国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质科学研究、地质学教育和相关管理工作而 “确立”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在我国的地质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外不用 “地质工作”这个名称,他们通常将我国所称为的地质工作划分为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 ( 探) ,其余与地质相关的工作都有专门的称谓 ( 如地震地质、城市地质、工程地质、同位素地质等) ,而不用 “地质工作”来统一表述。
我国的地质工作实际上是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水工环地质勘查、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查及其相关的地质科学与技术方法研究等诸多工作的总称。其基本概念是: 运用地质 ( 球) 科学的理论及相关技术、方法、手段,调查、研究和认识地球,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矿产资源 ( 能源、固体矿产资源、地下水资源等) ,改善居住环境,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最终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服务。
地质工作的对象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观察与研究它的现状及其形成和演变,包括地质历史时期和现代的全球变化,地质工作不仅仅是寻找和发现地壳表层埋藏的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天然资源,而且涉及国土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设等社会经发展的各个方面,甚至渗透到生产建设的全过程。
“地质工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一般称为 “地质勘探”。它是反映当时以寻找能源、矿产资源、地下水资源等为主要工作内容。1963 年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对地质工作的定义作如下表述: “地质工作,是运用必要的和一定水平的基础学科知识和各种专业手段,通过多样的、适当的组织形式,调动人力物力,对地质现象,按需要与可能,有选择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并指导、管理和促进调查研究,以期有利于生产的科学技术工作。其目的是要查明地下物质的结构,特别是有用物质,包括地下资源和其他有用物质存在的状况; 掌握以及运用有关一切地质现象的自然规律,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 《地质辞典》 ( 地质出版社,1983) 将其解释为 “运用地质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手段对客观地质体进行调查研究,经济有效地摸清地质情况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
“地质勘查”的含义较 “地质勘探”更为广泛,是指涉及野外实地调查、施工的地质工作,既包括区域性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也包括具体的点上的地质勘查工作,在涉及工程勘查时一般通用 “勘察”两字。
地质工作的概念和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化,有较大的区别。地质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就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张炳熹院士在 《我国地质工作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列出了地质工作的 10 个服务领域和众多服务部门。
就地质工作管理而言,1999 年地质工作体制改革以前,地质工作的范畴包括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质科技、地质教育、地质装备生产、地质科技情报、地质图书出版、地质工作管理等广泛的领域。
自 1999 年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对 “地质工作”的有关论述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名词,对以前使用的一些概念又有了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或不同的涵义,各方对其的理解和使用存在有较多的歧义。也正是由于对这些名词不同的理解,影响了对 “地质工作”规律的认识,影响了地质工作定位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地质工作的范畴有了新的调整。地质装备生产逐步走向社会化。随着全国主要地学高等院校的合并和重组,地质教育已走向社会化,一般情况下不再在各类文件上专门提到地质教育。目前对地质工作的理解一般只包括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质科技等内容。
国土资源部组建后,在国土资源部正式文件中往往以国土资源调查工作、国土资源信息工作、国土资源科技工作、国土资源人才培养等来覆盖地质调查、地质科技、地质教育、地质科技情报等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

(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

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

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

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202.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24.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16.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32.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

(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

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

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

(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

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

(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

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9.1%,下降到1976年末的12.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

(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

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41.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

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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