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的撰史之风

姚思廉的撰梁、陈二史~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记述南朝时期史事的“正史”——《宋书》和《南齐书》，都成书于梁朝；《梁书》和《陈书》，则都是姚思廉在唐朝初年撰成的。
　　《梁书》、《陈书》虽然完成于姚思廉之手，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却是从他父亲姚察时就开始了。
　　姚察（533—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一说“本名简，以字行”。唐朝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历仕陈、隋，唐三朝。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学习《汉书》，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从梁、陈至唐初，《汉书》学很流行，出现了一些研究《汉书》的大家。姚思廉跟着父亲学习《汉书》，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一个反映，这对他后来的史学事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姚察死后三年，他上表陈述父亲的遗志，隋炀帝特意下诏准许他继续撰写梁、陈二史。隋朝是禁止私人修史的，所以姚思廉要续成父志，也必须得到皇家的批准。后因他又受命参与别的撰述工作，所以终隋之世也没有撰成梁、陈二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梁书》和《陈书》经过姚氏父子两代相传，跨越三个皇朝，先后五次奉诏撰写，用了五、六十年时间才最后撰成。修史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象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陈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也没有表和志。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 《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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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区18656614869：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在史文撰著方面有什么特色? ？
谷研得治： 这是我的看法,请采纳.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唐初史学家姚思廉撰写了哪两部正史? ？
谷研得治： 是《梁书》、《陈书》.姚思廉(557-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父姚察(533-606),以文知名,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在...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吕僧珍为官的译文 - ？
谷研得治： 译文: 吕僧珍当官,不偏私于亲戚.他的侄子把贩卖葱作为职业,在吕僧珍回到故乡做官时,于是就放弃卖葱的职业,想要在州府求得官职.吕僧珍说:“我承担国家重大的恩情,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效的. 你本来就有正当的职业,怎么可以...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梁书的作者是谁,专业的门外汉想知道？
谷研得治： 《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二十四史都有哪些,编者是谁 - ？
谷研得治： 西汉 司马迁 撰《史记》 东汉 班固 撰《汉书》 南朝(宋) 范晔 撰《后汉书》 晋 陈寿 撰《三国志》 唐 房玄龄等 撰 《晋书》 梁 沈约 撰 《宋书》 梁 萧子显 撰 《南齐书》 唐 姚思廉 撰 《梁书》 唐 姚思廉 撰 《陈书》 北齐 魏收 撰 《魏书》 唐 李百药 撰 《北齐书》 唐 令狐德棻 撰 《周书》 唐 魏征等 撰《隋书》 唐 李延寿 撰 《南史》 唐 李延寿 撰 《北史》 后晋 刘眴等 撰 《旧唐书》 宋 欧阳修等 撰《新唐书》 宋 薛居正等 撰 《旧五代史》 宋 欧阳修 撰 《新五代史》 元 脱脱等 撰《宋史》 元 脱脱等 撰《辽史》 元 脱脱等 撰《金史》 明 宋濂等 撰《元史》 清 张廷玉 撰 《明史》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臣本庸贱,谬蒙盼识,思报恩奖,不敢废官.文言文翻译 - ？
谷研得治： 意思是:臣本庸贱,谬蒙盼识,思报恩奖,不敢废官:我本是一个平庸卑贱之人,得到您的错爱赏识,心中一直想着报答您的恩情和鼓励,从不敢有丝毫失职. 出处:唐朝 姚思廉《陈书·文学传·杜之伟》 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二十四史》包括那些? - ？
谷研得治： 01、《史记》:两汉司马迁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从皇帝到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取材丰富,文笔生动,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02、《汉书》:东汉班固撰.最初是班固之父班彪作《史记后传》,班彪死后,班固加...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二十四史”有哪些史书组成? ？
谷研得治：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24部史书的总称,记载了上起传 说中的黄帝... 《梁书》(56卷),唐朝姚思廉撰 9. 《陈书》(36卷),唐朝姚思廉撰 10. 《魏书...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二十四史是谁写的? - ？
谷研得治：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史记 作者司马迁 2、汉书 班固 3、后汉书 南朝宋...

雨花台区18656614869： 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寻引为文学馆学士.？
谷研得治： “怀念向往您的知节晓义的气度,故赠给您这些东西.”不久就引荐姚思廉为文学馆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