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向齐宣王进谏的主题

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孟子言论向齐宣王阐述什么观点~

四端”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孟子的性善论、仁义论、仁政论等都与 “四端”说有关，是围绕“四端”说展开的。可以说，“四端”说的提出，才真正标志着孟子思想的成熟。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及时间这样重要的问题却较少涉及，与孟子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现象的形成强烈反差，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讨论，以求方家指正。

（一）

孟子的“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孟子》一书中共有两章谈到四端，一次在《孟子·公孙丑上》，为一般性的论述，没有涉及到四端说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次在《告子上》，其文云：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从这次谈话看，孟子提出四端说同当时人性善恶的争论、尤其是同告子的辩论密切相关。孟子主张性善论，故提出四端说予以论证，同时对告子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那么，孟子与告子辩论是在什么时间呢？这无疑是我们讨论“四端”说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现学者多认为这次辩论是在孟子首次到齐国时，时间大概是在齐威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0年）左右，如张秉楠说：“这场人性问题的争论当发生在齐国。其时间亦当在孟子来齐之初。因为告子亦为稷下早期学者，他的人性论和另外几种人性理论在当时较有影响，重视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齐国稷下，就不可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1）。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面再作几点补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张秉楠认为告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根据是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曾对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公孙丑上》）的修养方法与宋鈃、尹文作比较，认为告子的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内业》篇所说的‘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对后者的发挥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鈃、尹文派的学者”（2）。而宋鈃、尹文是著名的齐国稷下先生，二人均长期在稷下活动，告子受到他们二人的影响，也应该到过齐国。孟子与他在齐国会面十分自然。另外，告子的思想特点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学者。稷下学者的一个特点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据《墨子·公孟》篇，告子曾为墨子弟子，但他却“毁墨行”，对墨子提出批评；他曾与孟子辩论人性善恶，却不否定仁义；他又受到道家的影响，表现出道家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3）。从告子的思想倾向看，他作为一名稷下学者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孟子的游历来看，他与告子在齐国会面可能性最大。《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关于孟子的记录十分简略，只提到他曾来到过齐国、魏国，且多有错误。但自宋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孟子的生平进行考订，特别是经过清代及现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大致已经弄清楚孟子生平活动（4）。孟子约出生于公元前372年（周烈王4年）左右，四十岁以前他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四十岁以后开始在诸侯国间游历，先后来到过齐国、宋国、滕国、魏国。其中曾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两次来到齐国，先后停留八年之久。而在宋国、魏国分别只有两年，在滕国也不过三四年。孟子既然在齐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与告子在此相遇的可能性也最大。

另外，更重要的，齐国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中心，是学者云集的重要场所。由于齐国采取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田骈、宋鈃、慎到、环渊、捷子、季真、邹衍、邹奭、田巴、王斗等都曾来到稷下，上说下教，争鸣驳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虽然礼贤下士是战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孟子曾经到过的滕国、魏国也都有过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的事例，但影响与规模均无法同齐国相比。孟子来到齐国时正是稷下学宫的繁荣时期，所以他在这里与告子相遇并展开辩论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孟子与告子的辩论最有可能发生在齐国，那么，这次辩论是在齐威王时还是在齐宣王时呢？在没有旁证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孟子和告子的年龄作一大致推断。孟子的年龄前人多有考证，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 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约活了八十三岁（5）。而告子在《孟子》一书只有了了几笔，仅凭此尚无法确定其准确年龄，然而庆幸的是，《墨子·公孟》篇中也有一个告子，据学者考证，他与《孟子》中的告子实为同一人（6）：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有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辨，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根据《公孟》篇的记载，告子曾上及见墨子（7），从他敢于批评墨子及墨门弟子称其“胜为仁”等情况来看，他在墨门有一定的影响。墨子去世时，他至少也当在二十岁左右。前人考订墨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68椆　　?87年（孙诒让《墨子闲诂》），则告子当出生于公元前407年左右。孟子首次到齐国的时间，钱穆认为在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前（8），狄子奇《孟子编年》则列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虽相差四年，但关系不大，今暂从狄氏之说。则孟子来到齐国时已约四十三岁，而告子为七十八岁。孟子第二次来齐国约为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9），此时孟子约五十四岁，而告子已年近九十，可谓垂垂老矣。因此从年龄上看，孟子第一次到齐国与告子相遇的可能性较大，若说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才与年近九十的告子辩论，似乎很难讲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场先秦思想史上的著名辩论原来是在壮年的孟子与暮年的告子之间展开的，孟子的能言善辩、咄咄逼人与告子的反应迟钝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虽然对这场辩论的地点、时间我们只能作出大致的推断（10），但从孟子、告子的年龄关系来看，它应当发生在孟子周游诸侯的早期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对我们下面的讨论已经足够了。

（二）

孟子、告子辩论时，“四端”说是否已经形成了呢？以往人们往往根据《孟子》“公都子曰”章，认为四端说是针对告子提出来的，在孟、告辩论时这一思想已经形成。情况果真如此吗？那么，首先还是让我们对孟、告辩论的内容作一番分析吧。从《孟子》一书的记载来看，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 “生之谓性”的问题；（二）“仁内义外”的问题；（三）“人性善恶”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又存在着相互联系，而核心则是“仁内义外”的问题。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生之谓性”并非告子的发明，而是古代人性论的传统，（11）其内容是指“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就这一规定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也并非与“生之谓性”完全对立。他反对这一观点，可能是因为告子主张“食色，性也”，把性仅仅理解为生理机能和欲望，在孟子看来，这势必会混淆人兽的界限，降人类为兽类。故他在与告子辩论中，通过层层推理，由“生之谓性”推出“牛之性犹人之性”，由此证明告子主张“生之谓性”必然导致把兽性等同人性的结果。孟子主观动机尽管不错，但他的推理却并不成立。因为作为高度进化的智能动物，人的 “生之自然之质”显然要远比禽兽复杂、丰富得多，二者并不相同。作为人的类规定，“生之谓性”除了生理机能、欲望外，还包括有其他方面内容，如同情、恻隐等等，孟子的“四端”实际也正是建立在人性这一方面内容之上。因此，“生之谓性”并不必然能推出“牛之性犹人之性”。细察孟子的推理过程，他是先设定“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从古代“生”、“性”可以互训这一点来看，性之名就是生，“生之谓性”似乎也可以说是同于“白之谓白”。但二者实际并不相同，“白之谓白”只是同义反复，并无所表述；而“生之谓性”则不单单是同义反复，而是一定义判断，其内容是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更重要的，“性”是事物的本质规定，若无此性，则人不成其为人，牛不成其为牛；而“白”不过是事物的一般属性，而非本质规定，雪、玉一时不为白尚不影响其为雪和玉，二者并不能简单类比。告子如果明白此点，当回答“不然”。但因其年老智衰，一时不察，误答曰“然”，结果被孟子步步紧逼，陷入被动之中。从表面看，孟子似乎在这一回合辩论中占了上风，至少使告子一时语塞，无话可说。但从内容看，孟子的论述却有误，他的结论是通过错误的推理获得的。

那么，这种错误是孟子一时的疏忽，还是他思想不成熟所致呢？仅就此章而言，似乎很难确定。但从孟子认为四端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以及称其为“才”来看（《告子上》），四端其实也是属于“生之自然之质”，是“生之谓性”。这与孟子批驳告子的观点不能不说存在着矛盾，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四端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然，孟子的四端是一种道德情感，与告子“食色，性也”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孟子一方面反对以生理机能、欲望言性，认为不能把这看作人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他又在“生之谓性”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发现了“异于禽兽几希”的“四端”，以此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并强调通过后天的扩充、培养，使之成为超越之性、理想之性。从这一点看，说告子刺激、启发了孟子，促使孟子思想走向成熟，大概是不为过的。孟子与告子另一个辩论是“仁内义外”问题。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同上）

“仁内义外”与“生之谓性”一样，也是当时学术界普遍讨论的问题。除《告子》章外，《管子·戒篇》、《墨子·经下》都谈到这个问题。而荆门郭店竹简的发现，使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仁内义外”曾经是孟子以前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念（12）。按照这种观念，有些道德意识和行为（仁）是人内心具有的，而有些（义）则是由外部规定的，两种道德意识和行为在人的成德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告子的“仁内义外”则与此有所不同，他更强调仁、义的相互对立和冲突。在他看来，因为一个人年长，我去尊敬他，这种尊敬不是发自内心的，就象我们称一个东西为白色的，是因为它的外表是白色的一样，所以说是外在的。对于告子的这一看法，孟子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告子用白色是外在的来说明“义外”是不恰当的，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可能没有什么不同，但对马和人的怜悯心则是不同的，如果告子认为“义外”，那么，他所说的义是在老者呢？还是在恭敬老者的人呢？显然，孟子使用的还是老伎俩，用人兽的差别为告子设置好了陷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义是外在的，那么，对马的怜悯之心难道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马吗？对于孟子的质疑，告子则指出“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表明自己所说的 “仁内义外” 是针对人而言，不应和禽兽轻易联系在一起。同样是针对人，爱也是不同的，我的兄弟便爱他，这是我自己高兴这样作的，所以说是内在的；而恭敬楚国的老者，也恭敬自己乡里的老者，这是因为他是外在的老者的缘故，我内心却不一定愿意，所以说是外在的。可以看出，告子是从血缘情感来理解仁的，认为对自己亲属的爱是内在的，同时他把义理解为对外人的义务，认为这种义是外在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告子的问题，孟子以“嗜炙”之心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喜欢吃秦国人的肉和吃自己的肉没有区别，这说明喜欢吃肉之心是内在的，由此类推，仁、义也是内在的，不可能是外的。如果认为仁、义是外的，岂不是认为喜欢吃肉之心也由外引起的？且不说孟子以生理性的“嗜炙”与道德性的“敬长”进行类比是否合适，单就以这个类比本身而言，也尚不足以说明义是内在的。因为喜欢吃肉也完全可以看作是由外引起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好可以说明告子的观点。而且喜欢吃秦国人的肉，同样喜欢吃自己的肉，前提条件必须是两种肉没有差别，否则“嗜炙”之心并不一样，而告子主张义外，正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秦人之弟”与“吾弟”——而言的。所以，孟子的论证不具有说服力。《告子》篇中还记载有“仁内义外”的一次讨论，孟子的论述同样是失败的：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则饮汤，夏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这场辩论可能与上面的辩论时间相差不久。公都子受老师孟子的影响，主张“义内”说，故孟季子提出疑问，让他解释什么是“义内”。公都子认为恭敬是从我内心发出的，所以说是内在的。而孟季子则以平时从内心恭敬自己的兄弟，而在一块饮酒时却要先给同乡年长的人斟酒为例，说明“义”并不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时也可以由外在原因决定，故说是“义外”的。对于孟季子的质问，公都子无法回答，只好向孟子请教。孟子的回答是，先向年长的乡人敬酒，是因为乡人处在受恭敬的地位，“在位故也，”这就象本来是先恭敬叔父，后恭敬兄弟，但当兄弟作为受祭的尸主时，则需先恭敬兄弟一样。猛一看孟子的陈述，很难搞清他是在论证“义内”还是在论证“义外”，因为“在位故也”不正说明义是外在的吗？孟子这样回答，可能是为了解释孟季子“所敬在此，所长在彼”的疑问，但这实际上已在其前提中承认了义是外在的。对于孟季子来说，他当然不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所敬在此，所长在彼”，而是想要知道如何能从“义内”说明“所敬在此，所长在彼”，孟子的这个回答显然难以让人满意，且有帮忙的嫌疑，所以在听了公都子的转述后，孟季子马上表示“果在外，非在内也”，认为孟子实际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对此，公都子只好重弹“饮食亦在外乎”的老调，而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这本身就是缺乏说服力的。

以上分析可知，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尚不能对其作出有力的反驳。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告子的“义外”说本身就是建立在儒家的“亲亲”原则之上的，而这一原则是孟子自己也承认的，只不过告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亲亲”原则中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凸现出来，由此引起孟子的注意，并试图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的“四端”说尚未形成，故他在辩论中时有类推不当、偷换命题的错误。后来随着“四端”说的形成，他才以“羞恶”、 “辞让”等不同于宗法血缘亲情的更为普遍的人类情感对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进行了说明、论证，以“辞让之心，义也”的命题，说明作为道德准则的“义”乃是植根于人的“辞让之心”中，它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这时他才在理论上真正对“义外”说作出有力批驳，同时使先秦儒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除以上两个问题外，孟子还与告子就人性善恶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所有的讨论中，惟有这个问题孟子的论述是少有错误而最为精当的：

告子曰：“性如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出两个比喻，用杞柳作成杯棬，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又以水流无分东西，没有固定方向，说明人性如水，在于后天的引导，没有先天的善性。而孟子则针锋相对，指出制作杯棬只能顺从杞柳的本性，而不能戕害杞柳的本性，由此类推，仁义也是顺从人性而来，而不能看作是对本性的强制。同样，水确实无分东西，然而能不分高下吗？人之性善就象水流向下，是其本性所然；而人为不善则象水流向上，是环境和外力的结果，并非出自本性。孟子的这段论述十分精彩，说明他此时已相信性善，并从性善的立场对告子的无善无恶论提出反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时孟子的“四端”说已经形成了呢？恐怕不能。因为性善与“四端”说虽然存在联系，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性善是人们对人性的一种看法，它的来源甚早，竹简《性自命出》“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已有了初步性善论思想，而“四端”说则是孟子对性善作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是孟子独特的理论创造。就孟子来说，他主张性善可以很早，也相对容易，而对性善作出理论说明则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不能因为孟子主张性善就认为“四端”说已经形成，就象不能因为孟子反对“义外”就认为孟子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义外”的问题一样。从这一点看，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终归孟子在这里只是对性善作了一种外在的类比，并没有作出正面的论述。而这种类比论证的最后结果只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场辩论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告结束。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与告子辩论时，孟子虽然在仁义论、人性论等问题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如反对“义外”，主张“性善”等等，但作为他思想核心的“四端”说可能此时尚未形成。《孟子》“公都子曰”一章在记录孟子的“四端”说时虽然提到告子，但也有可能是事后的概括，尚不能作为“四端”说已经形成的证据。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对《孟子》“告子”一章理解有误，并非孟子用“四端”说对告子进行了批驳，相反，可能是与告子的辩论促使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不是相反。

（三）

如果说仅从孟子、告子的辩论中尚不足以判定“四端”说是否形成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对孟子的游历作一番考察，看看他那著名的“四端”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孟子》一书中容易确定时间的往往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各章，这些章节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抽象的人性问题，但在孟子那里，人性论与仁政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孟子提出“四端”说，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他宣扬仁政寻找理论根据，所以孟子在游说诸侯中是否涉及到有关“四端”的内容，便是判定“四端”说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据。

孟子的生平，前人多有考证，潭贞默《孟子编年略》云：“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是符合事实的，得到学者的认可。四十岁以前，孟子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孟子·梁惠王下》“邹与鲁哄”一章可能是记载中孟子最早的活动了。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厖会与鲁哄，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根据这章的记载，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有司）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视若无睹，不去救助。邹穆公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孟子对邹穆公分析说，邹国的长官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他们完全是咎由自取，于是他劝邹穆公“行仁政”。贾谊《新书》中记载邹穆公行仁政的故事，可能就是受到孟子的影响。孟子这里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对如何施行仁政却没有具体说明，前人往往根据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的言论，以为孟子的“四端”说与仁政说是同时形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实际情况是，孟子的仁政说形成在前，“四端”说形成在后，二者是一种先后关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虽然仁政说到孟子这里才发展到一个高峰，但“爱民”、“保民”的思想却由来已久，而“四端”说作为探讨“爱民”、“保民”的内在心理基础和依据，则是孟子在宣扬仁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十分正常。

孟子在邹国时还曾到过鲁国的平陆（13），见大夫孔距心，对其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公孙丑下》记录了这次会面：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在这里连续用了两个类比推理，指责孔距心不行仁政的过错。一个是用某个战士一天三次失职，类推孔距心不行仁政使百姓“转于沟壑”、“散而之四方”，同样是失职；当孔距心为自己辩解，孟子又以替人放牧为例，说明既然受人之命，就应该尽心尽职，否则就是自己的过错了。孟子游历的早期，往往用这种类推方式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这与他后来把仁政看作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外在表现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外在的逻辑类比，意在用相关而特殊的事件说明推行仁政的必要，而后者则是一种心理分析，强调的是仁政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这种论证方式的差别可能不是偶然的，而应当是孟子思想发展、走向成熟的一种反映。

孟子在邹鲁活动一段时间后，约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首次来到齐国，与告子进行了著名的“仁内义外”的辩论，由于此时孟子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故在辩论中多有错误。另外，《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与匡章交游（《离娄下》），劝蚳鼃向齐王进谏（《公孙丑上》），齐王派储子窥视孟子（《离娄下》），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太大。不过离开齐国时，齐威王曾“馈兼金一百”，但孟子以 “未有处也”为由拒绝接受。（《公孙丑下》）

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施行仁政的关键是靠外部力量对宋君进行感化，而宋偃王身边只有薛居州、戴不胜等少数几个仁人善士，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建议在宋君周围大量安排善士，对宋君施加影响，这样仁政才有可能实现，而对“四端”说则只字未提。孟子在文中称宋君偃为“宋王”，可知他到宋国是在宋君偃称王以后，据钱穆考证，宋君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14），孟子来到宋国，当在此时稍后。不过事情并没有朝着孟子希望的方向发展，由于宋偃王对仁政缺乏诚意，对孟子的许多主张都没有采纳，于是孟子离开宋国，途经薛，回到邹国。

孟子回到邹国后，有叫曹交的人来拜访，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回答可以。并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孟子认为尧舜之道是孝悌，并主张“服尧之服，诵尧之行”，可能是受到了曾子一派重视孝悌的影响，是他早期思想的反映。如果把它和孟子后来的论述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的差别： “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谒见齐宣王，说：“建筑一所大房子，那一定要派主管工匠的工师去寻找大的木料。工师得到了大木料，王就高兴，认为他能够尽到他的责任。如果木匠把木料砍小了，王就会发怒，认为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可见专门技术是很需要的。）有些人，从小学习一门专业，长大后便想运用实行。可是王却对他说：‘把你所学的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怎么行呢？假定王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它价值很高，也一定要请玉匠来雕琢它。可是，一说到治理国家，你却（对政治家）说：‘把你所学的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跟您要让玉匠按照您的办法去雕琢玉石，又有什么两样呢？”

孟子主要要齐宣王传达放弃霸道而改行王道

梁惠王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复於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後快於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於口与？轻煖不足於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於目与？声音不足听於耳与？便嬖不足使令於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後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後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於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贾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於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於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问国之大禁，然後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於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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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见孟子於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於晏子曰：『吾欲观於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於国，出舍於郊。於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後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後察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後可以为民父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於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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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宣扬了什么思想?子的《秋水》表达了一个什么主题? - ？
蔚廖卓夫： 一丶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好的……毕竟仁政总比暴政好! 二丶宇宙无限,人的认识和作用因为受客观限制是有限的,因此,人不能自满自足,要不断开拓进取. 有了学业是无止境的,不能放弃,因为未来的路是无限的. 三: 1丶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2丶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3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晋州市19112333272： 君有大过则谏,体现孟子什么思想 - ？
蔚廖卓夫： 齐宣王向孟子问公卿的事.孟子说,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贵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异姓之卿),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替代他(易位)!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说齐宣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由此可见孟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 ？
蔚廖卓夫：[答案] 主要目的是让齐王实行王道,非霸道.在政策上行仁政,以民为本,与民同了.使百姓吃饱穿暖是最基本要求. 孟子是一个欲以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 中的真君子.他的政治主张以保民为中心.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怎么巧劝齐宣王? ？
蔚廖卓夫： 有一回,孟子去见齐宣王,想劝齐王作为一 国之君,要切实负责,把国家治理好,而不应该 只图自己享受快乐.但要这样去向宣王说教, 是会引起反感的.所以,他一见...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以善辩著称.他连用三问就使齐王宣无言以对,孟子说的这番话的用意是什么? - ？
蔚廖卓夫： 用意就是想使齐宣王认识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却缓缓道来,先问朋友不尽责该怎么办,次问士师不尽责该怎么办.对此,齐宣王一一据理作答,殊不知这恰好进入孟子的“彀中”,待到再问“四境之内不治”,他就无话可答了.

晋州市19112333272： 【原文】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 - ？
蔚廖卓夫：[答案] 1,以民为贵的可贵的思想 2,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政者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等行为的不满之情.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在(齐恒晋文之事)一文中宣扬了什么思想?你对这种思想如何评价 - ？
蔚廖卓夫： 他的主要观点是该篇的结尾部分,论述了古代的士的问题(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有过详细的考察,汝其细参之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对齐宣王有怎样的期望 - ？
蔚廖卓夫：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有一次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因为要到楚国去,把老婆孩子交托给他的朋友,请予照顾.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老婆孩子一直在受冻挨饿,那位朋友根本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你说对这种朋友该怎么办?” 齐宣王答道:“和他绝交!” 孟子又说:“有一个执行法纪、掌管刑罚的长官,却连他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你说这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 最后,孟子说:“全国之内,政事败乱,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你说这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看看自己的左右大臣,故意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从这个对话中,看出孟子希望齐宣王勤于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使百姓安居乐业.

晋州市19112333272： 《孟子去齐》的主题是什么 - ？
蔚廖卓夫：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说:“看样子您好象有些不痛快.以前我曾经听到您讲过,'君子不该抱怨天,不该责怪人.'” (孟子)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历史上)每过五百年,必定有圣君兴起,其中还必定有声望很高的辅佐者.从周(武王)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算年头,已经超过(五百年了);按时势(需要)而论,也该是可以有作为之时.(只是)老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如果要使天下太平,面临今天这样的形势,除开我以外,还会有谁?我为什么不痛快呢?” )

晋州市19112333272： 求＂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件故事的原因和结果不要翻译,要答案,快! - ？
蔚廖卓夫：[答案] 指离开话题,回避难以答复的问题 孟子与齐宣王有段精妙乖巧的对话,其场景,载《孟子》中《梁 惠王下》一章,读来有意思.而“顾左右而言他”出于其中.现摆在 下面: 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有一些臣子,他们去楚国游山玩水,走 前将自己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