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义利之辨与先秦时期的义利观相比具体有哪

如何理解传统义利观~

中国商人义利观中的传统色彩　　义利之辨或曰义利之争，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上早已有之。而在长
期的辩争中，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之说显然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
并且对商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制约影响。及至近代，商
人的义利观中仍保留着某些传统的色彩。 　　揆诸史实，可以明显发现在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当中，仍有
不少人深受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他们在求利的同时，依然时时不敢
忘义，有的甚至不敢公开表示其经商的目的在于求利，而是经常标榜
以崇儒崇义为先。这一方面说明儒家传统伦理在中国长期以来影响之
深，近代商人不可能很快加以摆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伦理中不
乏某些合理因素，即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可资借鉴。 　　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的义利观之所以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
彩，与当时的时代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经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晚
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初始时期，旧的传统因素及其影响
随处可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约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商
人当然也不例外。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兴商人大多又是自幼受传统儒
学的教育与熏陶，在思想深处对传统伦理仍然抱着一种崇尚的心理。
不仅如此，晚清时期的许多商人在从商之前，实际上仍寄希望于通过
科举踏上仕途。因此，在他们身上传统儒学及其伦理的根基是相当深
厚的。即使有些商人在从商之前未曾应试科举，但也同样自幼饱受传
统儒学教育。可以说，以张謇、经元善为代表的晚清中国第一代新兴
商人当中，有不少都称得上是典型的儒商。他们的义利观在很大程度
上仍受到中国传统儒学伦理的影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近代中国商人对义与利的新认识　　晚清时期的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大多数虽然重义，但他们所追求
的义，除了一部分属于儒家伦理中的传统内容之外，更多的则是注入
了近代的新内容。在许多爱国的近代商人看来，最大的义已不是恪守
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近代商人仅仅只是保持和维
护传统的义利之说，而应结合时代的变迁对近代商人的义利观给予新
的认识。 　　例如自称“言商仍向儒”的张謇，其主旨显然并非是追求回归传
统的宿儒，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前人所未有的新境界。他创办实业的目
的确实不单纯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富国致强的大义；他也不止于创
办实业，同时还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地方自治以及慈善和社会公益
事业等，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如果说像张謇这
样将实业、教育尤其是地方自治视作救亡图存的大义，并且身体力行
作出了不懈努力的商人在晚清时期并不多见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之心，
并且也将救国视为大义的商人却并非少数。因此，这种情况在当时应
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近代商人不仅对义已有新的认识，而且对利之得失也有新的理解。
传统的利当然只是指个人经济方面的得失，并不关涉国家、民族或其
他各种非经济因素。在近代，利的这一含义应该说本身并无什么变化，
但却有不少商人将自身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国家的存亡绝续联在了一起。
他们意识到随着主权的丧失，国家的灭亡，商人之利也无法得到保障，
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利之所系，很大程度上在于维护
国家主权。正因为有这种新的认识，上海商务总会在清末发起抵制美
货运动时才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并得到全国各地广大
商人的积极响应，很快就使这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涨声势与普及程度。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都知道，“利权”一词，无论在清末的各种报
刊杂志上，还是在众多商界有识之士的言论当中，甚至在清朝封疆大
吏的奏折中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所指的利，显然也
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家个人之利，而主要是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利益。具
体说来，清末的“利权”所指，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铁路与矿山的修
建与开采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它既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联，也与商人的
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考察有关史实，可知商界中不少有识之士充分意
识到利权的得与失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与自身一己之私利紧密相
联，商人当然不能置身运动之外，而应积极投身其间。所以，凡是收
回利权运动波及的省区，几乎都可以看到商人的活跃身影，由此可以
从一个侧面观照近代商人新的利义得失观。 　　 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变化　　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兴商人，由于大多自幼即不同程度地受传统
儒学教育与熏陶，因而在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虽有新的理解与认识，
但与明清时期的商人仍有许多相通之处，依然注重义和名节。及至
20世纪20年代近代中国的第二代新式商人崛起之后，其义利观较诸其
前辈又发生了某些变化。 　　近代中国的第二代新式商人，幼年时一般都不再以接受传统儒学
教育为主，而是接受新式教育，甚至在国外留学，完全受西方资本主
义的教育与熏陶。因此，他们的义利观也与西方的商人更为接近。而
西方商人的明显特点，是赤裸裸地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宗旨，并且认为
这是上帝赐予的天经地义的义务与权利。近代中国第二代新式商人中
的许多人也开始摆脱传统儒学中所谓义的束缚，直接了当地将追求利
润视作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对近代中国的商人而言，称得上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无论是商人对其自身，还是社会对商人行为的评价标
准，与过去的情况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中国长期的传统封建
社会中，甚至在近代早期阶段，商人的名誉和地位不仅仅与其财富的
多寡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在“义”这方面的建树，由此商人
不得不义利兼顾。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财
富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利润更是成功的唯一标志。因此，传统
的义利观逐渐失去了以往所固有的强大影响力，也使商人敢于公开言
利求富。 　　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中有许多像张謇、周学熙那样认为走
经商谋利之路是不得已之举的，因而自惭形秽，甚至颇有“舍身喂虎”
之感叹。这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近代
中国的第二代新式商人则明显不同。他们不再有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而且以取得利润的多少作为事业成功的标准。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
以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攫取巨额利润的商人，有的甚至还称不上是严
格意义上的商人，只要能够达到腰缠万贯的程度，就可以享受很高的
名誉和地位，这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不再看重传统的义利观，只是以
利润和财富作为新的衡量标准。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
象的，但在当时以财富作为名誉和地位象征的历史条件下却似乎是很
自然的。 　　不过，虽然从整体上看第二代新式商人的义利观发生了某些改变，
敢于公开直言不讳地谈论对利润的追求，但有两点也需加以说明。 　　其一，就近代中国商人而言，虽有一部分人不择手段、不顾名节
地疯狂求利，以至采取欺诈投机和坑蒙拐骗的方式，而且将国家和民
族大义也完全置于脑后，一心只想获取巨额利润，但大多数商人并非
如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那样，将求利看
作是上帝赐予的义务。换言之，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商人，无论是观念
上还是行动上，对利的认识与追求仍不能简单地与近代中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商人同日而语。 　　其二，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其
趋势是对利润的追求日益强烈，不再像过去那样时时受到束缚和限制，
然而也不能排除他们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继续保留着中
国传统的遗风。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商人都已
经对义弃如敝屣，实际上不少商人仍然对义较为重视，尤其是在面临
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义时，有些工商巨子也依旧表现出炽热的爱
国之情，并在行动上作出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致力于救国救亡的义
举。因此，不管是对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的重名节，还是对第二
代新式商人的重利润，都应该给予恰如其分地估计，既看到其与传统
义利观的离异，也不能忽视其离异过程中同时还有对传统因素的保留，
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传统现象。

　《大学》的“三纲”是儒家学说的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握这“三纲”就把握了儒家学说的基本纲领。因而，对儒家经济思想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这一纲领。“三纲”实际上只有“明明德”、“亲民”两纲，“止于至善”只是“明明德”、“亲民”两者达到圆满。“明明德”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亲民”则是儒家的经济之学或治平之学，心性之学重在修身，经济之学重在治国，所以儒家学说被称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

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②;而孔孟则从扬、墨的两个极端中加以调节,一方面承认一己之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之利只能被肯定在一定的范围与尺度之内。孔子将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视为人们很正当的要求。基于孔子的义利观,孟子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儒家义利兼顾的观点即“爱有差等”观点。两汉时期,这是原始的儒家义利观的讹变开始时期。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与利由统一开始走向对立。但他也并非完全排斥对“利”的追求,并开始了对公利和私利的争辩。

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墨子主张廉爱(即为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2.而孔孟则从扬、墨的两个极端中加以调节,一方面承认一己之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之利只能被肯定在一定的范围与尺度之内。孔子将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视为人们很正当的要求。基于孔子的义利观,孟子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儒家义利兼顾的观点即“爱有差等”观点。两汉时期,这是原始的儒家义利观的讹变开始时期。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与利由统一开始走向对立。但他也并非完全排斥对“利”的追求,并开始了对公利和私利的争辩。

---

代县13541327464： 西汉时期的义利之辨与先秦时期的义利观相比具体有哪 - ？
吴孙五味： 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②;而孔孟则从扬、墨的两个极端中加以调节,一方面承认一己之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之利只能被肯定在一定的范围与尺度之内.孔子将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视为人们很正当的要求.基于孔子的义利观,孟子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儒家义利兼顾的观点即“爱有差等”观点.两汉时期,这是原始的儒家义利观的讹变开始时期.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与利由统一开始走向对立.但他也并非完全排斥对“利”的追求,并开始了对公利和私利的争辩.

代县13541327464： 国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国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对后世 ？
吴孙五味： 两汉时期,在文化角度又称之为两汉经学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文化从子学转向经学的时期.著名企业文化顾问郭金瑞认为,两汉时期,诞生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学大...

代县13541327464： 请简述从先秦到西汉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
吴孙五味： 儒学自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到汉武帝时期有所变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

代县13541327464： 先秦道家与西汉道家的不同 - ？
吴孙五味： 先秦时期 道家主要是指老子的思想所划归的学派 一般这一时期的道家只被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来分类 这一时期 道家,阴阳家,仙家,炼丹家,巫派,方士,术士(有时候也把仙家炼丹家术士混起来说)都以道讲理但是又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甚至这个时候的儒家之类也常常引用“大道”一词和易经来引述自己的观点西汉开始 道家 仙家 阴阳家 五行家 方士 炼丹家 术士 巫派逐渐融合 称为道家 甚至佛家刚开始传入的时候 和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被称为道人 和尚在那时候修佛也叫修道到了魏晋时期 本土的以易经,阴阳五行等学说所形成的思想大都被称为道家以上我个人读历史典籍的一些经验和想法 仅供参考 不一定完全正确

代县13541327464： 简要分析先秦时期和汉代的儒家思想 - ？
吴孙五味： 特别是汉武帝在位时期同意了董仲舒的意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相当的特别流行,让天下社会变的多姿多彩,儒家思想机构逐渐行成.思想教育发展实行的概念总的来说是儒学方面的需要!

代县13541327464：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儒学发展的脉络?主要儒学思想家主张及其儒学发展的影响?? - ？
吴孙五味： 孟子思想:性善论,“四端说”;修养论,反身内求,建议“罢黜百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礼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根本政治制度,有子张、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义.(3)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樊迟问仁,子...

代县13541327464： 西汉文学 特点 - ？
吴孙五味： 西汉文学的特点:西汉文学,以赋和乐府诗最为突出,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2.赋的兴起与汉赋代表作 ①赋是两汉时期受先秦骚体和诸子散文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汉赋在创作技法上对后世很有影响.②西汉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

代县13541327464： 汉代的教育制度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何变化 - ？
吴孙五味： 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表明:中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波浪式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但这些变化遭到了嬴秦执政时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

代县13541327464：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 - ？
吴孙五味：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