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读后感

《历史学是什么》读后感~

在看到这本书的题目时，就被题目吸引了。中国的史学家中，并没有看到就历史本身是什么展开过专题论述，倒是更多的探讨“历史为什么”的话题。这一区别本不是东方与西方史学的不同，究其根本，应该是东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所在，但确实这一问题是重要的。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关注历史，要关注历史学家，更要关注历史学家所在的社会。
书的第二章，探讨了历史的社会性，与个人性。其实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历史是人的行为过程，但历史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过程，我们不能罔顾历史的社会性，而夸大一个人的历史作用。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被动性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能通过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现在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本质上看，历史是社会性的。
第三章，探讨了历史、科学和道德。历史学家和历史资料的收集者的本质不同，在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而这种历史研究的归纳方法，其实是和科学是相通的，我们要为历史找到不止是一个发生的原因，这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性之所在，没有这种思想性的存在，历史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在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划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又何在呢？知识本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历史所研究的，物理所研究的，化学所研究的本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本都是哲学的衍生，它们的方法本都是一样的。
第四章的题目是“作为进步的历史”。其实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历史是进步的吗？进步是什么，进步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的前进，而历史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方向性吗？这一点我相信，真正倾心历史的人，有着较他人对未来更多的憧憬与责任。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人类不断的持续的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而这一过程便是进步的源动力。进步在于继承，而不是毁灭。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一种信仰，是代表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进步是历史借以编撰的科学假设。换句话说，没有这一假设，历史是毫无意义的。科学的假设的方法，是构建任何知识大厦的必要前提。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后感]
钱老一生为故国文化招魂，其为中国文化之贡献，甚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后感。
三钱之钱伟长为其侄，现在耶鲁之名学者余英时为其门生，严耕望亦出先生门下。
先生高龄九十有六，愈老愈精，其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又涉古今史籍，后辟入理学，深得其味。
先生的成长经历即是对人生及中国文化体验的经历，先生父与母皆中国文化熏陶下之善人，先生父为同姓孤儿寡母济，乃兴怀海义庄给一大家族贫苦者以资助，及先生父逝后，先生母尚不意取义庄之钱财，惟命先生及诸兄弟好好读书。

先生18岁毕业后，就在乡间小学、中学，任教、作校长，他在做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时，一为实验杜威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古人的教育思想不同处进行实证，二来在先生想明了白话文对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所在。及先生任校长之后，一切从简、从理，使学校规章制度生活化，废除体罚。善待学生，在教学时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先生特言使学生不以规矩为外面加之束缚，使规矩生活化，以实现教育上的一大目标，其言甚对甚佳。盖现在学校学生以校规校律束缚学生，以老师恐吓危言喝止学生，学生之天性为其扭曲，且胸中升起不平之气，为日后青少年反叛的心理根源。且中国之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生存，终成为一应声虫，无怀疑之精神。其为学生指导作文之经过实为现在小学初中作文课之良好借鉴，读后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后感》。先生教文，不似现在教育之命题作文，给之一标题，另学生空想，胡乱造出些垃圾文字的堆叠。而先生犹指文乃口中之言，可如实写出，但写文时须有曲折，曲折引人入胜遐思，故能引人入胜。

先生又从教授《技击余谈》中引导学生作文宜求简洁，盖文删改后精华乃现，此亦循循善诱之教。后来先生拉学生出来写生，观察百余大树之形态，并至细微处讲解。使学生明白，这也是先生治学时多从细微处作手，于细微处明大义，见真章，后来这些学生喜欢作作文，则先生之功初成。先生教授作文时先教学生写出心中所想口中所闻之想法语言，此学生有字可写，后来又指出作文中的曲折，此先生乃教学生作文的趣味和文章的灵魂处。其后从简洁入手，锻炼学生之提炼能力。再其后给诸生观察的机会并言传身教，先生领诸生之街坊、桥梁寺庙、择其动人处下笔。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另诸生自寻趣味不同处，记之在心，呼之欲出。则学生的兴趣与能力得以提升。其后文理通顺则属应该。只是后来因各小学生毕业后即回家算账及作学徒，白白浪费先生培养，则先生另谋他处。

文中有冯友兰、闻一多、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胡适等与先生在学术及政治，着意上稍有分歧，然在生活上则相敬不敏。

先生不以中国自周至清为封建君主专制，遍寻诸史及通考通志，有贤君嘉言，有胜现世之制度文化，并因一师言终生思论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终以天年得出天人合一为人之最高境界。

现生亦对当时之胡适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据学派多锁存义，谓其人只之从所谓科学之单独学科而忽视史学文化大义，实缘木求鱼也。

先生治学则实严，于所著之书倾心异常，必于多家言中选真章，贯以己之体会，讲出中国文化的殊胜处。其《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史记地名考》等用心非常。著作等身，成一家之言。
先生之因见流亡香港之青年无所适从，及中国文化又在历史转折处，于是倾全力办新亚学院，惟其为中国文化培养开来之人才。
先生一生好游，喜近亲山水。至佳处妙境必身心俱入。达孔子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讲从学必仅全力，从游毅然。
书中着墨是多，几乎贯穿先生一生，尚有许多材料和形状令人追思。
然先生于处事处稍有孤立，性同则喜，性异则远，且善讥讽。未能成一文化领袖，为传统文化扛大旗，做推动。虽见处高级知识分子患病而己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移风易俗，终成风气。

及见先生于丁龙一事，当知中国人属知恩图报之传统，更知孔子为中国文化植入仁、礼基因。

先生之出世，为其为故国文化之广播做了相当了不起之贡献，也培养了一批学人志士，为传统文化续命延年做极大之贡献。


先生之学、才、识，俱是我辈之学习榜样，当秉先生遗志，为传统文化做贡献尔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选、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 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 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 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 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 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 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 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 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 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 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 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就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 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 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 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 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 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台湾辞世，魂归太湖水滨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样一副挽联，大概是对于钱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钱穆大事年表
1894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1910年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30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
1931年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年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年《国史大纲》脱稿。
1949年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年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61年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7年十月迁居台北。
1968年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4年撰《八十忆双亲》。
1990年 6月迁出素书楼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来源: 新华网/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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