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曹刿论战,讨论左传文学成就

根据曹刿论战论述左传写作的进步特点~

《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国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国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国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连相三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诸侯国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国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武王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国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肴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肴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肴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国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国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国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连相三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诸侯国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国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武王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国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肴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肴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肴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国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国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国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连相三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诸侯国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国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员雨>，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武王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国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肴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肴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肴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先秦时代，当时的历史著作，以文学的方法，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的角度叫史传作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史传文学杰作。是先秦时期记史最为详尽、规模最为宏大的史书。作为一部史书，它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记史，记载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从而反映周王室内及列国的兴衰成败、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写出了255间的历史风貌。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左传》的文学成就。
（一）、善于刻画了许多历史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左传》第一次用“言事相参”的办法，通过晋公子经过19年，8个国度的逃亡，他从原先目光断浅，贪图享受，，胸无大志，不通人情事故的一个贵公子，成长为一个有政治远见，深谋远虑，善于用人，能听取批评意见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过程。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重耳离开之齐后，逃到狄娶妻生子后将去齐
国，竟然嘱咐他妻子等他二十五年而后改嫁；经过卫国时，饥不得食，向农夫乞讨，“野人与地”，他竟然一怒要鞭打农夫，这说明他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对自己前途的信心不足；在齐国他贪图安逸而不想离开，连复国的大事也置之脑后；直到离开齐国，经曹、宋、郑、楚等，才渐渐成熟起来。其间，他受人侮辱，遭人白眼，被人要挟，甚至几乎被人杀害，在磨难之中他成熟了，洞明世事。 流亡到楚国时，楚王接待了他，并一定要他回答怎样报答自己。他先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佘也。其何以报君？“楚王听后坚持要他回答，他说：“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弥，右属橐楗，才以与君周旋。回答得不卑不亢，以求得到强秦的支持，也终于因此回到了晋国，并登上了王位，平息了晋之内乱， 稳定了局势。由此而一步步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十九年的经历，在作者的精心剪裁之下，既清楚又紧凑，人物性格也十分鲜明。
《肴之战》僖公三十三、三十四年，一开始作者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
时间顺序记叙，而是把先发生的“杞子自郑使千于秦”后写，把后发生的“卜偃使大夫拜“并说”将有西师过我“先写。这样不公使文章一开如就笼上一层神秘的气氛，而且还造成一个悬念，取得更强的艺术效果。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如此安排的。在组织材料、安排结构等方面作者也往往独运匠心。可以说叙事文学至《左传》而完全成熟了。
文章中涉及到几十个人物，他们各有有特征，性格鲜明，秦国的有人物：穆公、蹇叔、三帅、三间谍，晋国的人物有：襄公、怀赢、原轸、栾枝、郑国的人物有：穆公、皇武子、弦高、周国的人物有：襄王、姬满。其中穆公、蹇叔、三帅、原轸、弦高、姬满写得较深入一些，弦高是一个商人，他牺牲自己的财产，挽救祖国，具有爱国思想。王孙满：襄王的孙子，预定秦国必败，为未来的外交家王孙满埋下伏笔。原轸：秦军败后，三名主帅都被晋军所擒，但是，因为文嬴的关系，晋襄公放坡度了三人，原轸知道后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分，亡无日矣！“不顾而唾。文嬴是文公的妻子，是襄公的后母，原轸在文公子襄公面前竟然不顾尊卑上下直呼”妇人“，可风他愤怒已接着，作者还补上一句“不顾而唾”，写他的失礼行为，原轸刚烈暴躁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左传》基本做到描叙人物的语言行动为刻画性格服务。如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这个人物就刻画得比较成功。齐国代鲁国，鲁庄公打每星期对抗。曹刿见到鲁庄公，首先问：“保有以战”，这是至关重要的直接联系着战争胜负的问题。庄公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曹刿认为这不是能取胜的依据，小恩小惠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民弗从也”；庄公又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认为这也不足为取胜之凭，他并不相信神的福佑；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是关系着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庄公能这样去做，必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所以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在三问三答中，可见曹刿认为战争胜负是由民心向背来决定的。
（二）、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
《左传》战争大小有400个之多，是中国军事史极为重要的材料，总的来看《左传》描写的战争常从战前写起，写了对战争的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政治，外交准备，从政治准备看：《左传》作者从人性的向背，如争取了民心就胜利，反之则失败。
从外交准备看，又重在分化和拉拢，分化是对敌国的使之孤立，自己这一方争取盟国，至少不要帮助对方，中立。
1． 战前的篇幅最长，《肴之战》作为战前的政治准备较为明显，
2． 战中：篇幅短，有的是一笔带过：或二十几个字，如庄公十年的
长勺之战，写战争过程只有四个字：“齐师败绩”，《肴之战》“夏，四月，辛已，败秦师于肴。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正面描写战争，不是描兵来将挡等，而是在于，更高的总体的把握，战略战术的安排。
3． 战后：描写主要是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后为统治者以此为鉴，例:
《城濮之战》文章能过周天子的口:”德政”，晋”直”，楚””曲” 《肴之战》中“秦伯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三、善写行人辞令，语言简练，含蓄，富有文采。
善写行人辞令：《肴之战》
弦高：弦外有音；弦高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也于敝邑，敢犒从者。
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
告于郑。意思是说的国君早知道你们要来了，要我在这里等待你们，我
们这个地方很穷，为了您军队停留的需要。你们住下来，我们替你们准备一天的供应；要动身，我们替你们准备一夜的警卫。（是委婉地说明，郑国早有了准备，你们还是趁早回去吧！）
皇武子：旁敲侧击；逐三间谍，皇武子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心
史观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意思是为了你们将要也发，（请不必客气，）郑国有原圃，就象你们秦国有具囿一样，你们自己随意打几支麋鹿吧，让我们清闲一下，怎么样？这乖于委婉地赶他们走。
孟明：绵里藏针；
简炼，含蓄：是原初的面貌，异墨如金，含义很深。
富有文采：左氏浮夸，艳而富，丰润。
《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长勺之战》
《肴之战》原轸，发脾气，不顾而后，说的话当中就有排比和对偶“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

1、长于叙事。
《左传》把《春秋》中简短记事，发展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刘知几《史通》），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这主要表现在通过文学性剪裁，把历史事件情节化、故事化。换句话说，就是善于把头绪纷繁的人物、事件、构成情节生动、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如《郑伯克段于鄢》，围绕郑伯与姜氏、共叔段这一主要矛盾来选择和组织材料，交代矛盾的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有完整谨严的结构和布局。《左传》的叙事手法也丰富多彩，灵活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与预叙等手法。《左传》作为编年史，其结构主要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是在叙事过程中《左传》常常运用倒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来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从而弥补了顺序的某些不足。还经常运用预叙的手法，所谓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肴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泛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2、善于描写战争
这集中体现了《左传》高超的叙事艺术。《左传》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一些著名战役，如秦晋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齐晋鞌之战等，这些战争描写、各具特色，成为传世名篇。作者描写战争，既具体表现战争原因、过程及场面，又注重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寄寓关于战争的进步观点。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并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场面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所果。如《晋楚城濮之战》，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战例，作者着重描写战争的起因、背景、战前的心理状态、战略战术运用、外交策略的谋划、将帅的个性气质等等，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弱晋胜强楚的必然性，突出“尚德”是战争取胜的关键这一主题，很值得后人深思。
3、注意在叙事中写人，刻画了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左传》虽以记事为主，但由于注意将事件的前后贯穿起来，因此事件的主人公也得到了较完整的表现，描写了国君、霸主、政治家、军事家和士人的众多形象，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写出他们不同的性格面貌。如郑庄公的深沉毒辣，子产的雍容大度，骊姬的阴险奸诈，烛之武的善于辞令等等。特别是描写了晋文公重耳经过19年的流浪生活的锻炼，从一个贪图享受的贵公子逐步成长为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具有立体感。
4、语言简洁含蓄、富于文采；行文辞令委婉巧妙，典雅从容，鞭辟入里。如《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说辞的目的在于说退秦军，但他不直说，不乞求，而是巧妙地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抓住秦穆公对晋人的戒备心理，处处为秦着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步步逼紧，将利害得失陈说得淋漓尽致，在曲折委婉中显示出骨力，终于打动了秦穆公，离间了秦晋联盟，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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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13796516104： 为什么左转代表先秦时学最高成就 - ？
澄尚克为：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记事基本以《春秋》中的 (鲁) 国十二公为次序.《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 (编年) 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左传》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比如《曹刿论战》一文就借助主要人物曹刿论述战前的“作战条件”、战中的“ 、战后的“取胜原因”等语言,刻画了这个有强烈爱国热情、有远见卓识、冷静睿智的人物形象.

洋县13796516104： 关于曹刿论战的文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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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13796516104： 曹刿论战和左传的体裁有什么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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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13796516104： 《左传》在战争方面的写作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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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13796516104： 以曹刿论战为例分析左传如何塑造人物形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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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13796516104： 《曹刿论战》为什么没有将作战场面作详细描写?体现了《左传》的什么艺术特点? - ？
澄尚克为：[答案] “曹刿论战”意思是曹刿作战的道理,表明文章的重点不在记叙战斗情况,而在记叙曹刿“论”战略、战术.体现了《左传》写战争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

洋县13796516104： 关于左传的文学常识《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时期的 ① 所作.《左传》善于记录战争,其中《曹刿论战》记录的就是齐鲁两国在鲁国的 ② 发生... - ？
澄尚克为：[答案] 1;左丘明;2;长勺;3:曹刿与鲁庄公的三次

洋县13796516104： 求有关左传战争描写的论文 - ？
澄尚克为： 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战于长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击之.

洋县13796516104： <左传>善于记录人物语言 在《曹刿论战》表现为? - ？
澄尚克为：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