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河洛地区作品鉴赏

野老歌的作品鉴赏~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二。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此诗的赏析。张籍是新乐府运动的健将之一，“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其乐府诗之精神与元、白相通；而具体手法略有差异。白居易的讽谕诗往往“意激而言质”，篇幅亦长，故不免有尽、露之疵累。而张籍的乐府，如这首《野老歌》作法就不同。诗共八句，很短，但韵脚屡换。诗意可按韵的转换分为三层。前四句开门见山，写山农终年辛劳而不得食。“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山”字两见，强调这是一位山农（诗题一作《山农词》）。山地贫瘠，广种薄收，“三四亩”收成不会很多。而深山为农，本有贫困而思逃租之意。但安史乱后的唐王朝处在多事之秋，财政困难，封建剥削无孔不入。“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苗疏”意味收成少，收成少而“税多”，必然产生劳动者“不得食”的不合理现象。如仅仅写到粮食“输入官仓”那样一种司空见惯的事实为止，深度还不够，而“化为土”三字的写出，方才揭示出一种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老农终年做牛马，使土地长出粮食；一方面是官家不劳而获，且轻易把粮食“化为土”，这实际上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关系。好在不但表现出老农被剥夺的痛苦，而且表现出他眼见心血被践踏的痛心。所以，虽然只道事实，语极平易，读来至为沉痛，字字饱含血泪。五、六句写老农迫于生计不得不采野果充饥，仍是直陈其事：“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可是，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事实：辛苦一年到头，赢得的是“空室”——一无所有，真叫人“何以卒岁”！冬来农闲，辛苦一年的农具可以傍墙休息，可辛苦一年的人却不得休息。粮食难收，却“收橡实”。两句内涵尚未尽于此，“呼儿登山”四字又暗示出老农衰老羸弱，不得不叫儿子一齐出动，上山采野果。橡实乃橡树子，状似栗，可以充饥。写“呼儿登山收橡实”，又确有山居生活气息，使人想到杜甫“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深谷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名句，没有生活体验或对生活的深入观察，难以写出。老农之事，叙犹未已，结尾两句却旁骛一笔，牵入一“西江贾客”。桂、黔、郁三江之水在广西苍梧县合流，东流为西江，亦称上江。“西江贾客”当指广西做珠宝生意的商人，故诗中言“珠百斛”。其地其人与山农野老似全不相干，诗中又没有叙写的语言相联络，跳跃性极显。然而，一边是老小登山攀摘野果，极度贫困；一边是“船中养犬长食肉”，极度奢靡，又构成一种鲜明对比。人不如狗，又揭示出一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豢养于船中的狗与猎犬家犬不同，纯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形象本身也能引起意味深长的联想。作者《估客乐》一诗结尾“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手法与此略同，但有议论抒情成分，而此诗连这等字面也没有，因而更见含蓄。全诗似乎只摆一摆事实就不了了之，像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与“卒章显其志”的作法完全相反，但读来发人深思，诗人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揭露现实极其深刻。其主要的手法就在于形象的对比。诗中两次对比，前者较隐，后者较显，运用富于变化。人物选择为一老者，尤见封建剥削之残酷，及世道之不合理，也愈有典型性。篇幅不长而韵脚屡换，给人活泼圆转的印象；至如语言平易近人，又颇有白诗的好处。 范梈《木天禁语》：乐府篇法，张籍为第一，王建近体次之；长吉虚妄，不必效；岑参有气，惜语硬，又次之。张、王最古。……要诀在于反本题结，如《山农词》，结却用“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多食肉”是也。唐汝询《唐诗解》：文昌乐府，就事直赋，意尽而止，绝不于题外立论。如《野老》之哀农，别离》之感戍，《泗水》之趋利，《樵客》之崇实，《雀飞》之避祸，《乌栖》之微讽，《短歌》之忧生，各有一段微旨可想，语不奥古，实是汉魏乐府正裔。钟惺、谭元春《唐诗归》：钟云：语有经国隐忧（“西江贾客”二句下）。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珽曰：诗以清远为佳，不以苦刻为贵，固矣。然情到真处，事到实处，音不得不哀，调不得不苦者。说者谓文昌、仲初乐府，瘖哑逼侧，每到悲惋，一如儿啼女哭，所为真际虽多，雅道尽丧，不知彼心口手眼各自有精灵不容磨灭光景。如病其欠厚，非善读二家者也。《诗镜》云：“七古欲语语生情，自张、王始为此体，盛唐人只写得大意”，得矣。唐汝询曰：文昌乐府，就事直赋，意尽而止，绝不于题外立论。如《野老》之哀农，《别离》之感戍，《泗水》之趋利，《樵客》之崇实，《雀飞》之避祸，《乌栖》之微讽，《短歌》之忧生，各有一段微旨可想，语不奥古，实是汉魏乐府正裔。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乐府古词，陈陈相因，易于取厌。张文昌、王仲初创为新制，文今意古，言浅讽深，颇合《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

　　长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诗文赏析】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倚楼怀人。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全词以“恨”写“爱”，用浅易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律，表现人物的复杂感情。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词分上下两阕，格律和字数一样。每阕四句，押平声韵。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末吴山，仍是愁痕点点，凌虚着想，音调复动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则汴泗交流，与人何涉耶！结句盼归时之人月同圆，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楼一笑矣。

　　黄升《花庵词选》：此词上四句，皆谈钱塘景。

　　《词谱》卷二：《长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词“汴水流”一首为正体，其余押韵异同，皆变格也。此词前后段起二句，俱用叠韵。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六十引黄升云：乐天此调，非后世作者所能及。 《蓼园词选》引沈际飞云：“点点”字俊。

　　《白香词谱笺》卷一谢朝征云：黄叔升云：此词“汴水流”四句，皆说钱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东北，受汴水合流而东南入邳州。韩愈诗“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扬州府南，皆属江北地，与钱塘相去甚远。叔阳谓说钱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陈廷焯云：“吴山点点愁”，五字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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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河洛情结
　　白居易的河洛情结
　　白高来 白永彤
　　洛阳龙门，两山对峙，郁郁葱葱；伊水中流，波光粼粼。西山是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东山头上，坐落着著名的香山寺，其北麓有一座琵琶峰，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就长眠在这里。
　　一、近祖：根植河洛，故乡洛阳
　　史书常称白居易为太原人，太原乃白氏之族望。到白居易的曾祖
　　父白温，白家已搬到了陕西下邽（今属渭南）。白温在唐高宗时期和武则天大周时期做官，官至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均为朝官）。因高宗晚年长住东都和大周都洛，故白氏在洛阳也有一处相当规模的宅第。白温有六子，史书有记载的二子白鏻（白季康之父、白敏中之祖父）、六子白鍠（白季庚之父，白居易之祖父）及他们的家属后代都在这里居住生活过，这就是白居易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毓财里宅。白锽十七岁明经及第，先后任过鹿邑县尉、洛阳县主薄、酸枣县令等，最后是在巩县连任三考。白鍠在任洛阳县主薄时，娶了河南县尉薛俶之女薛氏为妻，他们一共生有五儿一女。白鍠后来连任巩县令时才把家搬到新郑，由此推断，其子女理当都在洛阳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五个儿子四个做官的也都在河南府（洛阳）附近。由是，洛阳成为白温子孙们的第二故乡，毓财里白氏宅第留给他们的记忆比下邽故里那个家还要多，还要令他们难忘。
　　二、青年时期：颠沛流离多磨难，洛阳家中得温暖
　　唐大历七年（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新郑东郭宅，十一、二岁时，为躲避河南战乱，白季庚一家迁到了他徐州别驾任所附近的符离，白居易则只身寄居越中（当时有几位白氏族人在那一带做官）。白居易自十岁就长期奔波于洛阳、符离、衢州、襄阳间。洛阳有白氏老宅，还有他的几位长辈和同祖兄弟。白居易南来东去，到了洛阳就到了家；在洛阳家中，他和几位兄弟，“居则共被而寝，出则连骑而行。”（《祭乌江十五兄文》）白居易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到了温暖和抚慰。贞元十年（794年）五月二十八日白季庚病逝于襄州别驾任所，全家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对白家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们无力把季庚的灵柩运回家乡，只好权厝襄阳。白居易拟送弱母幼弟到洛阳暂住，后回符离守丧。贞元十三年（799年），父丧服满。次年春，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就赶忙赴任饶州浮梁县主薄，以微奉接济全家生活。白居易随后移家洛阳，接着也到浮梁去了。这一时期，白居易在洛阳以忧伤的心情写有以下诗文：《重到毓材宅有感》：“欲入中门泪满巾，庭花无主两回春。轩窗帘幕皆依旧，只是堂前欠一人。”这首诗写的就是白居易护送母亲回到洛阳毓财里，睹物思父，悲从心来的凄惨情景；《伤远行赋》写的是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浮梁大兄白幼文处负米还洛一段故事：“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 ，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自鄱阳而归洛阳……”《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首诗描绘了白氏兄弟为战乱所迫，骨肉分离，流落各地，艰难谋生的景况。
　　白居易出身世代读书人家，九岁谙识声韵，十岁解读书民，十五能属文，并始知有进士，因而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与元九书》）。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苦读书换来功成名就：白居易十八岁时就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名句，得到朝中名士的廷誉。由于家贫且多变故（父死、守丧等），白居易二十八岁方从乡试，为宣歙观察使崔衍所贡，赴长安应进士考试。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四日，于中书侍郎高郢主试下，一举成名，以第四人及第，十七人中最年少。及第后，他迫不及待直奔洛阳。春风得意马蹄疾，惊喜报于亲友知。母亲喜极而泣，亲友笑得合不扰嘴，弟兄们表示以他为榜样发奋读书。两年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冬，白居易参加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与元稹等同登第，同授秘书省校书郎 。从此走上仕途。白居易从进士及第到拔萃登第授校书郎两年多中，来往于洛阳、江南、符离间，在洛阳的诗作有《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于郑家林亭》《冬日示敏巢》等诗。白居易在京城做官后，京城距其下邽故里仅百多里路，便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春，告了一段时间的假，畅游洛阳后，把符离和洛阳的家一起搬回故里--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三、晚年：定居东都洛阳，长眠龙门香山
　　白居易步入仕途，特别是被授左拾遗、翰林学士后，便欲以“兼济天下”为已任，革除朝廷弊端，解除生民苦难。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 ，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直言者，辄咏歌之”。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作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贵们“扼腕”、“变色”、“切齿”、（《与元九书》）。白居易也因此遭到权贵们的排挤和打击。元和十年（815年），唐军对割据淮西的吴元济攻势加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挠朝迁用兵，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也受重伤。白居易首先上书请求捕捉盗贼以洗雪国耻，权贵们便以白居易越职言事为罪名，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司马上任三年余，又被任命为偏远的忠州刺史。贬官和远离京都的寂寞生活，消磨了白居易的壮志。元和十五年（820年）夏，白居易被召回京城，先后任尚书司员外郎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等职。但白居易对君主昏庸、朝政日非、权贵们党争激烈、互相倾轧非常反感，不愿卷入其中，便请求外任。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后又任苏州刺史。在此期间，白居易“恤稳安疲民”，兴修水利，引湖水灌田，平治滥狱，做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好事，深受苏、杭百姓的爱戴。长庆四年（824年），杭州刺史任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五十四岁的白居易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洛阳，就决意把洛阳作为终老之地，遂倾其家资，外加两匹马，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里宅第。后来，虽然在苏州刺史任上一年多，调回京城又出任过秘书监和刑部侍郎，但他始终对朝中的“党争”怀有戒心，念念不忘避祸远害，便于大和三年（829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回到洛阳，是年五十八岁。再后来，白居易又做过一任河南尹和一会太子宾客分司，最后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会昌六年（846年）八月，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履道里家中，家人尊其所嘱，将其安葬龙在门山琵琶峰。
　　由于先祖和青年时期与洛阳的缘分，白居易选定洛阳作为其终老之地，并买下了竹木池馆、岛树桥道齐备，有林泉之致的履道里宅第。随后，由他亲自设计，对宅园进行了多次修缮改造，使之成为当时的东都名园，成为后世园林家们研究和推崇的园林佳作。白居易履道里宅园的造园艺术在我国和日本等国造园史上都有一定影响。定居洛阳的白居易钟情洛阳的山山水水，“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醉吟先生传》）。他曾两游嵩山、少林寺，三游济源天坛、枋口；洛城外的龙门、香山寺，他常游常往；洛城内的五凤楼、天宫阁，他多次登临；洛水上的天津桥、魏王堤，他时常漫步信游。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依然攻诗不辍，笔耕不息，这一时期诗文作品的数量约占其一生作品的三分之一以上。他还多次整理自己的诗集。会昌五年（845年）五月，诗人病逝的前一年，他对自己的诗文集进行了最后一次整理，让侄儿和家人把它分抄五本，并亲手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其中三本留存在洛阳：一本存圣善寺，一本付侄儿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白氏文集后记》）在此之前，开成五年（840年），诗人把回到洛阳十二年所赋的八百首诗，合为十卷，纳于龙门香山寺经藏堂。晚年的白居易“兼济”之志并未泯灭。有一年夏天，天气酷热，“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爱酷热煎熬的诗人在这时想到了农民，“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苦热》）。又有一年冬天，家人为其缝制一件绫袄，他穿在身上，颇不自安，特意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意愿：“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白居易在耆耋之年，仍尽其所能地为洛阳及后人办了两件大好事。一是大和六年（832年），用给老友元稹写墓志的六七十万贽钱，重修了香山寺，历三月而竣工。诗人有（《修香山寺记》）和《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记之》。二是会昌四年（844年）主持疏浚、开凿了龙门南的八节滩和九峭石，为过往的船工消除了痛苦和危险，使他们再也不用“大寒之月，棵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了。诗人为此作诗二首，其一云：“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复，朝胫从此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信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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