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的主要业绩

丁日昌求学经历~

丁日昌（1823年—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丰顺家中。清朝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军事家，政治家。

生平简历

丁日昌在考中秀才之后，屡次考试不中，惠潮嘉道李璋煜见到他文章后，称赞为“不世之才”，聘为幕僚。

1854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献计退敌，1875年以军功任命为琼州府学训导。后出任卢陵知县后，因太平军攻陷，遂被免职。其后为曾国藩幕僚，帮助筹办水师。在出任福州船政期间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分区设防的主张；还提出革新船政，延聘外国人员教习技术。

1876年到台湾，开办煤矿，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制订《海难救护章程》。

1877年8月，因病离职回籍休养。

1879年清政府命他-南洋事宜，节度沿海水师官兵。

1881年向总理衙门建议派人巡抚广西，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他在政务之余，悉心读书，尤酷爱搜聚典籍，是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辑有《持静斋书目》。

历史评价

丁日昌生活在一个-与变革的时代。纵观他的一生，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强兵御侮。他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真可谓是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他的许多见解是精辟的，他的许多主张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对中国国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下面主要是他在经济方面的思想，确切点说是洋务运动思想：

1863年9月，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调丁日昌时，评价丁“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希望他能“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来办制造事宜”。同年秋，丁日昌从广东抵上海赴任，随身携带了西洋地图并翻译铸炮各书，使洋务派官员郭嵩焘“服膺无已”。丁日昌也不无踌躇满志地说：“此不世之遭逢也，吾得行吾志矣！”
丁日昌接触西学，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其时，广东作为主要战场之一，惨遭英法联军蹂躏，与西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此时丁日昌从家乡外出为官，多次前抵广州，并从广州转赴任所，对于西学的所见所闻，日益增广。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曾国藩已经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丁日昌又受到曾本人及幕中一些初具洋务思想和西方科技知识人物的影响。一向注重“经世致用”的丁日昌从此开始留心西学，试图从中找到拯救国家危难的途径。
1862年，丁日昌充当办理厘务随员再次赴广州。他除了奉命派员到香港买洋枪、硼炮、洋硝等物资外，自己也开始学习仿造西洋火器。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就说过：“在粤曾向领事官询习火器、硼炮制造方法，彼固不吝指授。”经过接触、学习，丁日昌不久就掌握一些西式枪炮的制造方法，并在广东募工，先后铸造大小硼炮三十六尊，炮弹二千余颗，运赴军中使用。
在实践中，丁日昌结交了一些较早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当时与丁至交的有黄胜、王韬等，这对于丁的洋务思想的萌生与洋务事业的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黄胜，字平甫，广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早年曾入外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与容闳、黄宽等一起随该校校长布朗赴美留学，在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习一年，因病返国，转入香港英华书院负责印刷事务，是我国近代最早赴美国学习的留学生之一。丁日昌与之结识约在1862年，是在丁募工制造火器的过程中建立关系的。黄胜传授给丁日昌的主要是西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西洋各国的情势和有关火器制造的经验。
有“天南遁叟”之称的王韬，字紫诠。早年在上海英国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颇为留心西学，“揣摩洋务”。他在英华学院当“四书五经”的助理翻译时，结识黄胜，并由黄胜介绍与丁日昌相识。他主张要效法西人，“师其长技”，使“轮船用于江海，枪炮用于军旅，田器织具用于农妇，历算格致用以取士，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又主张用中外“通和之约”为时机，“去害就利”，以达“握有权，树国威”的目的。他的这一系列主张，对丁日昌洋务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他与丁日昌之间的友谊，慢慢地超过黄胜，成为丁的终生挚友。
丁日昌离粤赴沪前后，已经是一个具有初步洋务思想的官吏。1863年秋，他在广东给李鸿章写信，已明确提出“师夷人长技”的主张；到沪任职之后，协助李鸿章筹划和办理洋务，接触的人和事更加广泛，使其洋务思想日趋成熟。归纳起来，丁日昌的洋务思想是：中国正面临外侮，非自强无以自立，而欲自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必须打破陈规，广纳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侵略的野心，而且十分敏锐地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他又以日本取法西洋渐至强盛为例，期使国人认识到洋务自强的必要。在实际操作中，他十分强调人才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只有通过“留心采择”、“重赏重罚”才能选拔出有为的人才。
经过一定的实践，丁日昌于1867年就整个洋务运动的开展向曾国藩上万言书，并通过李鸿章转呈总理衙门。这就是《自强变法条陈》。在这份“条陈”中，他全面阐述了对中国进行“自强变法”的认识和主张，这是其洋务思想成熟的标志。他认为朝廷必须痛下决心，变革成法，排除干扰，持之以恒；并提出十二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广涉科举、军制、经济、文化、外交、侨务等诸多方面，颇具创见，对当时洋务运动的广泛拓展很有促进作用，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给清政府和洋务派的首脑曾国藩、李鸿章以有力的影响。总理衙门对《自强条陈》的批复是“识议宏远”，“洞见症结”，正面地肯定了丁日昌的建议，复函命李鸿章“通盘核计”。丁日昌的洋务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业已形成，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同时以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及李鸿章的支持，使他在此后的几年中，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发轫者之一和重要骨干。
丁日昌到上海赴任，先是在淮军中供职，主要是“监制炮局”，不久被任命为署理苏淞太道，第二年十月升两淮盐运使。1867年丁又升江苏布政司使，未满一年，丁再度升迁，于1868年初任江苏巡抚。1871年初因母亲去世离任，扶柩抵达揭阳，租屋寄寓。在这段时间里，丁日昌在洋务运动方面有过多方建树，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主持创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习惯上称为江南制造总局，也称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或沪局，创立于1863—1864两年间。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清政府洋务官员一方面有感于西方侵略的威胁，另一方面是镇压太平军的需要，开始积极倡议引进西洋火器。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湘、淮二军的同时，也组织人员进行仿制。李鸿章奏调丁日昌的目的也在这里。他让丁主持“洋炮局”的工作，此局与李鸿章原有英籍部属马格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洋炮局合称“炸弹三局”。但三局生产规模小，设备简陋，基本上采用手工制作，远不能达到“师夷长技”的目标。1864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递呈由丁日昌起草的《论制造火器书》，就总理衙门关于淮军仿制外国枪炮情况的询问，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三局的生产情况，着力重申学习外国利器的必要和可能。此书送达总理衙门之后，立即被抄送皇帝（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御览，从而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这是清廷内部讲求洋兵器和建立机器局的最初酝酿。同年9月，丁日昌又向李鸿章提出，中国要谋求“自强之术”，除了要设立“外洋军火局”外，还应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提出一套可行性建议与实施方案。丁日昌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并转呈总理衙门，再次获得支持。
此后创建机器局一事进入落实阶段。丁日昌奉李鸿章之命，直接负责在沪购买外国机器和建局有关事宜。1865年6月，他利用上海新关通事唐国华因事入狱，急于纳资赎罪的机会，集资数万两，购买了美商在上海虹口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一座。李鸿章闻讯，即将该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丁日昌与韩殿甲原所主持的两所洋炮局并入总局，指令该局一切事务，由丁日昌督察筹划。丁日昌还主持拟定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章程》，具体规定了该局的生产方向、经费开动、选留洋匠、培养华匠、赏罚条例等等问题。江南制造总局在该章程的指导下宣告成立及开工生产，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近代军工厂。丁日昌以苏淞太道的身份兼任该局的首任总办。两年后，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进行扩充，分设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船坞等，大规模生产枪炮、轮船。
江南制造总局在初创阶段，就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在制造枪炮弹药方面，至1873年所制各类枪支达10636支，抬枪、火箭、喷筒均已各自成批生产。至于弹药，则有这样的记载：“约计每日出药千磅，出林明敦弹五千颗”。造轮船方面，至1875年，已造成惠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木兵船五号和铁壳小轮船三号。其中海安号丈尺加广，实马力1800百匹，巨炮20门，兵丁500人，已达到西洋诸国二等船的规模和技术。这种船号，还有多艘在造。造机器方面，至1873年，共自制车床、刨床、开齿轮机、卷铁板机、滚炮弹机、汽锤等机械127具，添配各机零配件及应用器具10643件。与此同时总局还坚持翻译洋书和开展外语、理科的教学工作，截至1875年，已译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书籍40余种，印行24种。1869年后，总局又将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局中，挑送生徒数十人入学，中西并课，培养了一批理科和外国语人才。
江南制造总局初期的这些成就，使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到发轫作用。它带动了一大批近代军工厂的兴起，也促进机器生产和先进科技在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还在传播西学、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做出最初的努力。显然这些成就和丁日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丁日昌于1865年11月，即升任两淮盐运使，离开了上海，驻扎扬州，但仍奉命“遥领该局”。1868年初，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循例兼任该局督办，直至1870年年底扶母黄太夫人灵柩南归离任。因此，可以说，早期的江南制造总局基本上都是在丁日昌主持和督导下进行的，而他的建局思想，更是总局取得多方成就的保障。
丁日昌创建江南制造总局的思想，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自主、自立意识。创建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外御侮，故他在建局中力求摆脱对洋人和洋货的依赖，主张自主自立办企业。
其次是建立“机器母厂”的构想。这种想法首先体现在他起草的《开办章程》上。他心目中的“大制造局”，应该是能制造出各种机器的基础工业企业，以便为整个社会的全面工业化奠定基础。该局成立不久，就兼造轮船，并自制部分零件，还为其它兵工厂（如天津机器局）提供机器，都多少体现了“机器母厂”的设想。
再次是重视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总局创办不久，即设立翻译馆，译刊西方科技知识和从事外语及理科教育，这同丁日昌重视本国科技人才培养不无关系。后来，丁日昌积极支持和促成容闳的派遣留学生出国计划，更是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江南制造总局作为清政府官办的洋务企业，其缺陷和弊端在创业初期即已呈现，诸如政出多门，产品相对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过多信赖外国技术人员。对于这些问题，丁日昌虽很早就有察觉，并作出很大努力加以补救，但积弊的源头来自于官场的弊风，故仅凭丁日昌一己之力是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种通病的。加之他过早地离开江苏巡抚任，所以他的许多关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主张和构想，并未能实现。
差不多在创设江南制造总局的同时，丁日昌还积极倡议和支持发展中国新式航运业。1864年9月，丁日昌向李鸿章呈递《请开船厂书》，就提出“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这实际上就是对发展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的早期动议。丁日昌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主张，缘于他对外国轮船攘夺中国航运利权的严重情况和对中国旧式航业的衰落嬗变大势的思考，同时也缘于他生活在海上与内河航业较为发达的潮汕地区，目击从业者的艰辛，深怀同情，从而欲为之谋生存与发展的民生思想的萌发。此后两三年间，经总理衙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反复磋商，终于在1867年10月公布《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这个章程虽然对华商发展新式航运业仍有不少规定和限制，但毕竟是清朝有关发展新式航业的第一个官方文件，显然有利中国现代航运业的起步。
同时，丁日昌还积极支持容闳筹设华商轮船公司以及拓展轮船漕运的计划。容闳于1863年奉曾国藩之命到国外采办机器，先抵上海做准备工作，恰好丁日昌调任上海，从而得以结交。两年后，容闳从美国购买机器回上海，又奉命将机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他本人则到江苏布政司衙门任译员，这样丁容间过从甚密，终成莫逆。容闳在布政司工作的同时，还在上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从事商业运作，并拟定《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个章程得到丁日昌的积极支持。丁要求容闳“速具详细说帖”，准备上呈军机大臣文祥，请其代奏。在新的条陈中，容闳吸纳了丁日昌的一些主张，强调公司的纯华资性质，增加承运漕粮和政府补贴计划。此事惜未获支持。
在试行轮船漕运方面，丁日昌也是积极的倡导者。他在江苏藩司任内，于1867年11月拟用江南部分地区的田捐购粮作为试验，并于第二年春着手实施此项计划，亲赴上海与有关人员协商，最后确定由船商郭德盛承担首次试运任务。同年5月，分两批将3万石大米从上海运抵天津，取得试运成功。之后由上海商号吴南记申请第二次试运，但遭挫败。
丁日昌在新式航运和漕运二方面计划都终遭挫折，但仍不气馁。此后几年中，他仍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1869年5月，他借入京晋见之机，向朝廷重提此事。从京师返江苏途中，他还特意乘坐一艘用小型轮船拖行的船只，以示对新式航运的支持。1870—1871年，丁日昌还亲自集资购买了一艘“平安”号轮，揽载货物于上海、汕头之间。虽然丁日昌的新式航运计划在其江苏巡抚任上仍未成功，但到了1872年，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新式航运业，轮船招商局终于建立，作为是事主持者的李鸿章仍不忘高度评价丁日昌在新式航运上的远见卓识，他说：“议设轮船商局，前数年雨生中丞在苏抚任内久创斯议。”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禀，主张设厂造船，鼓励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示允丁主持办理。年底，他购入苏州河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制造开花炮。其后又将上海两炮局并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任总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军事工厂，是首次引进西方先进生产设备，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企业。
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他就职后主持对全省候补官员进行考试，择优补缺。并针对大户不交漕粮，小户负担过重及书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新订《江北钱漕章程》16条，又发出通告，裁免节寿、门包、到任礼等陋规。
丁日昌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接着，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他将各房旧案，调入卧室，十年游幕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积弊深有所知，因而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审案件传讯被告时，他只发一张传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并根据路程远近当面给予差役所需盘费，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县内大堂公开审案前，他先将百姓呈状悉心详阅，做到胸有成竹，当坐堂之时，他能迅得虚实，提高结案效率。由于他“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衙中积案迅速递减。故初至时状纸在百纸以外，稍后减至四五十纸。一月之后，不过二三十纸而已。对于诬告者，他必弄个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贪官劣绅闻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得以复苏。 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为此，曾与陆心源有过文字过节，陆氏称其有强取豪夺之嫌。1863年，收得长洲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数年之内，又购得黄丕烈所藏的宋椠书数种，其中宋刻本多达10余种，以北宋本《仪礼郑注》为其“经籍之冠”，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
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善本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由莫友芝代编并作序。因藏书管理不善，在晚年，藏书即开始散佚，去世后20余年，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李经迈、刘体智、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百兰山馆诗》、《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将图传》、《巡沪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重编《牧令书辑要》等。 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在他认为中国的海防“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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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昌县15851107170： 近代史上福州电报学堂是谁设立的 - ？
秦贩龙掌： 福州电报学堂设于光绪二年(1876年),仅留存一年.创办者应该是沈葆桢,丁日昌,丁日昌也为中国架设了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关于开办电报学堂和电报人才的设想,在清政府把陆路电线收归官办之时就已形成.光绪元年(1875年)船政大...

孝昌县15851107170：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这是中国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这条电报线位于今天的 - ？
秦贩龙掌： C1877年台湾归福建管辖.

孝昌县15851107170：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置办电报,成为中国人自办无线电报的开端.___.(判断对错) - ？
秦贩龙掌：[答案]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1876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他又主持架设了台...

孝昌县15851107170： 建立起了台湾第一个民用工业的人是 A. 沈葆桢 B. 丁日昌 C. 刘铭传 D. 唐景崧 - ？
秦贩龙掌： 以下供参考 C.刘铭传 刘铭传驻台虽仅六年时间,但他锐意推动各项新式改革措施,健全财政制度,使台湾在现代化建设奠下良好的基础.台湾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应归功於刘铭传--台湾现代化的推动者.

孝昌县15851107170：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加高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这是中国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这条电报线位于今天的 - ？
秦贩龙掌： C

孝昌县15851107170： 明清设台湾省的作用 - ？
秦贩龙掌：主要是抵御外侮,详见下文: 明朝的海禁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海盗盛行,为保卫沿海地区不受海盗侵扰,明朝朝廷在基隆、淡水二港派驻军队,防止海盗利用台澎地区作为搔扰东南沿海的基地,这是...

孝昌县15851107170： 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这首诗是谁写的,背景是什么,求大神知识,不胜感激! - ？
秦贩龙掌： 是清代丁日昌所写. 丁日昌革职以后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

孝昌县15851107170： 求,开国10大将的排名和主要功绩? - ？
秦贩龙掌：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10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