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例子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历史年代表∶
1、原始社会
五帝∶炎帝、黄帝、尧、舜、禹
约前2528年-前2029年（约500年）
2、先秦时期
夏朝∶前2070年-前1600年（470年）
商朝∶(前1600年-前1046年（554年）
周朝∶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275年），东周∶前770年 -前221年（549年）
春秋∶前770年 -前476年（295年）
战国∶前475年 -前221年（254年）
3、秦汉时期
秦朝∶前221年-前206年（16年）
西楚王朝∶前206年-前202年（5年）
汉朝∶
西汉∶前202—公元8年11月（210年），东汉∶25年-220年（195年）
新朝∶公元8年12月-23年10月（16年）
玄汉王朝∶23年10月-25年（2年）
4、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220年－280年（60年）包含魏，蜀，吴；
魏∶220年-265年（45年）
蜀∶221年-263年（42年）
吴∶222年-280年（58年）
晋朝（266年－420年）包含西晋，东晋；
西晋∶265年-316年（51年）
东晋∶317年-420年（103年）
南北朝（420年—589年）
五胡十六国∶304年-439年（135年）
南朝（420年—589年）包含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
南朝·宋∶420年-479年（59年）
南朝·齐∶ 479年-502年（23年）
南朝·梁∶502年-557年（55年）
南朝·陈∶ 557年-589年（32年）
北朝（386年—581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北朝·北魏∶386年-534年（148年）
北朝·东魏 ∶534年-550年（16年）
北朝·西魏∶535年-557年（22年）
北朝·北齐∶550年-577年（27年）
北朝·北周∶ 557年-581年（24年）
5、隋唐时期
隋朝∶581年-619年（38年）
唐朝（618年—907年）包含唐朝前期，武周，唐朝中后期
唐朝前期∶618年-690年（72年）
武周∶690年-705年（15年）
唐朝中后期∶705年-907年（202年）
6、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891年-979年（89年）包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蜀，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国，马楚，南汉，南平，北汉；
7、宋元时期
宋∶960年-1279年（320年） 含北宋，南宋；
北宋∶960年-1127年（167年）
南宋∶1127年-1279年（152年）
大蒙古国∶1206年-1271年（66年)
元∶271年-1368年（98年)
北元∶1368年—1402年（35年)
8、辽金夏
辽朝∶916 年-1125年（210年)
西辽∶1124年-1218年（94年）
西夏王朝∶1038年-1227年（190年）
金朝 ∶1115年-1234年（120年）
大理国包含前大理，后大理937年-1094年，1096年-1253年（316年）。
9、明清时期
明 ∶1368年-1644年（277年）
南明 ∶1644年-1662年（19年）
后金∶1616年-1636年（21年）
清前期∶1636年-1840年（205年）
10、近代时期
晚清∶1840年-1912年（73年）
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38年）
11、新中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至今）
扩展资料∶
中国历史经历了几个社会形态∶
一、原始社会
人类蒙昧时代∶公元前100世纪以前
旧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100世纪-公元前41世纪
华夏文明初始时代之三皇(部落联盟首领)传说时期∶公元前41世纪到公元前26世纪
华夏文明初始时代之五帝(部落联盟首领)传说时期∶约前26世纪-前2070年
二、奴隶社会
1、萌芽阶段∶ 前2070年-前1559年
2、发展阶段∶前1559年-前1046年
3、衰落阶段∶前1046年--前221年
三、封建社会
1、萌芽发展阶段∶前841年--前221年
2、大一统时期∶前221年--316年
3、大分裂时期∶420年--581年
4、民族大融合时期∶581年-907年
5、民族分裂时期∶916年--1271年
6、封建没落时期∶1271--1840年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封建崩溃时期∶1840-1912年
2、封建终结时期∶1912-1949年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
六、社会主义社会
初级阶段∶1988年-至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历史年表
1、虚怀观是
毛泽东认为“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遇事”就是排除任何选择性的实事求是。“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中心在“虚怀”，即本来无一物的自然状态的胸怀。
如果胸中只有本本，一切从这个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就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教条主义的状态。如果胸中只有领导，一切从领导的意图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那也不是虚怀的状态，而是唯上是从的状态。
虚怀是谦虚的状态，而不是骄傲自满的状态。毛泽东认为，谦虚等于尊重实际，骄傲自满就会脱离实际。1944年，抗战胜利快要到来，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骄傲，要求“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骄傲就会看不到实际，就求不到“是”，就会失败，这对任何人都不例外。
2、和气察是
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不平等，骄气待人，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心、讲真话，你就听不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就求不到那个“是”。
民主决策既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保证决策正确的重要途径。
1942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当他听到陕甘宁边区有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
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毛泽东反对独断专行，强调提倡民主作风。1944年12月1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话：“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
“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3、去偏归是
去偏归是，是毛泽东1941年夏秋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提出来的。当时朱德、任弼时以及西北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困难。林伯渠、谢觉哉等主张把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
毛泽东下大力气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同林伯渠、谢觉哉多次书信来往交换意见。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方法上都是偏于一面，都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特点。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4、去伪存真
毛泽东历来反对不诚实和弄虚作假的做法，重视求真求实、理论联系实际。1938年8月2日，他对抗大学员讲话，谈到“老老实实”问题。他说：世界上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讲话中几次讲到讲真话、做实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问题。1945年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他说：“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毛泽东认为，讲真话“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5、眼睛向下
毛泽东一生重视到群众中、到社会基层去调查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作过系统的社会调查。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作过永新、宁冈、寻乌、兴国四个地方的社会调查，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
1941年，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方法极不寻常的一年。这年3月17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这本书是毛泽东从1927年北伐战争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所作农村调查的集子。毛泽东很重视这本心血之作。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心目中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所在，也是他谋略决策的突出特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可能从马列的著作或他人的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善于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全局利益的需要，借鉴他人的经验和书本的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因而更快更好地把握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进而作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谋略决策。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叫作“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因此，他在进行谋略决策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将调查得来的、甚至是别人习以为常的材料加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比较，权衡利弊，进而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措施。他尊重别人的经验和书本的理论，却又不受其束缚，而是注重联系实际，因时因地而宜，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在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进化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外交上，毛泽东都有所建树，有所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提出等等，都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的生动体现。
我军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历史，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地予以正确的指导的必然结果。他批判地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加以创新，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产阶级在领导武装起义之后转入战略防御，即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按照马列的观点，“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对比强弱悬殊这一特殊情况，认为革命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而不是如何通过不断地进攻来防止反革命的反扑，因而毅然在秋收起义之后，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战略防御作战的实践，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将积极防御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在国外，积极防御只是一般的作战原则，指的仅是防御作战当中的攻势行动。毛泽东却将这一原则用于战略指导，并加以具体化，根据不同的战争时期或阶段、敌我情况和作战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内容的具体战略方针，如1930年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1937年对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1946年提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方针等等，就是毛泽东根据不同情况创造性地指导战争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还善于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和近代西方的军事理论，不但做到了推陈出新，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作战样式和战法。比如诱敌深入、蘑菇战术、外线出击等等，都是毛泽东的首创。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进攻所采取的独特的进攻样式，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一般是在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防御一方粉碎了对方的进攻，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后才开始的，且通常是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办法；毛泽东却在敌军的数量和装备仍优于我军，且倾全力对我实施重点进攻的情况下，果断地发起了战略进攻，并且采取了跃进的方式，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了敌人的战略纵深。这种超乎常规的谋略决策，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因而立即使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朝鲜战场我军扬短抑长，放弃拿手的运动战，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打堂堂之阵，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迫使美国侵略者坐到谈判桌上，则是毛泽东在当时当地条件下的又一个创举。在敌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情况下，我军在固定的战线上同其对峙，的确是一种超出过去传统经验的决定。正是因为毛泽东不拘泥于传统的作战形式和过去的拿手好戏，善于根据战争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变换战术，所以常有惊人之举，往往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为了更准确、更严密地进行谋略决策，毛泽东不但重视定性分析，而且重视和尽可能地运用定量分析，对各种情况进行精确的计算，做到“胸中有数”。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的预见和战略反攻、战略决战等众多谋略决策的作出，就是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变化的正确计算而得到的。毛泽东谋略决策的正确，决不是出于他的先知先觉，而是他善于在实践中准确地把握客观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科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结果。
人们常用“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来形容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而这正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因情因势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因而使自己的谋略总能符合客观实际这样一种决策艺术的具体体现。比如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团结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左派，争取中间势力；抗日战争时期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布局，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联合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世界霸权，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再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根据不同时期敌我力量消长的不同情况，筹划了三次不同的军事战略转变，即土地革命时期由前期的主要是游击战争转变为后期的主要是正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由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为国内正规战争。同一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毛泽东也善于根据敌我情况的发展变化，制定不同的战略方针。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采取的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的方针；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辅之以运动战和阵地战；战略反攻阶段又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但阵地战上升到重要地位，以游击战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战略配合作用的方针。战略的指导是这样，战役、战斗的指导也是这样。比如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为就地各个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依情况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是“关门打狗”，先取锦州断敌归路；淮海战役是首先完成“中间突破”，尔后“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平津战役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使敌无法西撤或南逃，然后“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历次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是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既善于从宏观上、总体上分析研究，把握战争规律，作出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又善于洞察每次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实事求是地赋予新的战略任务，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巧妙地推动战争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逐步转化战争形势，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不断地把战争引向胜利，生动体现了他高超的谋略决策艺术。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谋略决策，不但表现于依据实际情况下决心，而且表现于在实现决心的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时地改变决心。他说过：“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原定“只打防御战”，但我军入朝后战场形势已急转直下，由于敌人长驱直入，分兵冒进，我军已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的防御地区，且敌人完全没料到我军会出兵参战，鉴于形势的这种变化，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定的计划，决定立即反击敌人，出其不意，连续发起了第一、第二次战役，将敌人驱赶至“三八线”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已形成均势的实际情况，及时确定了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目标，毅然取消了原准备以运动战方式进行第六次战役的计划，转而采取了我军过去曾长期避免的阵地战的方针，并由以军事打击为主变为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相结合，经过两年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以打促谈，终于迫使敌人停战求和，胜利地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毛泽东善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及时恰当地变更既定的决心，因而能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谋略决策，还表现在他善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他在指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善于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利用对手的特点和嗜好调动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出现判断失误和行动过失，为我军创造适合发挥自身优势的战机。被毛泽东本人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就是突出一例。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在泸州至宜宾间渡江北上。一渡赤水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川军云集川黔边境，沿江布防，敌薛岳部又从湖南赶来。毛泽东果断地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挥戈东指，二渡赤水，再下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正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人马急急杀奔遵义之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破西进，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在云、贵、川边境构筑封锁线。毛泽东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着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东来“保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蒋介石的脉搏，利用他急于消灭红军的心理，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终于调出滇军，然后再次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趁敌人云南兵力空虚之际，直逼昆明，吓着龙云急调民团云集城下，红军却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回师北上，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写下了长征史上神奇的英雄史诗。还有转战陕北，面对胡宗南20多万大军气势汹汹的进攻，毛泽东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让敌人背上了一个包袱，也助长了胡宗南的骄狂气焰。此后他采取“蘑菇战术”，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指挥仅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兵团，牵头敌人的鼻子在陕北的高塬深谷之间作武装大“游行”，使其陷于十分疲劳、十分饥饿的困境，打又打不赢，撤又撤不走，我却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咬它一口，先后经“三战三捷”、沙家店、宜川等战役，歼灭了敌人10多个旅。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曾惊叹：“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正是由于毛泽东注重实事求是，不唯心、不唯书，善于把各方面的情况及时汇入自己的头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索，因而往往能谋划出谋深计远、高人一筹的韬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机动灵活，用兵如神。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