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族音乐特色是什么？如何区分？

1我国传统音乐的五大类分别是什么？请说出中国民歌的艺术特点及民歌与其他民歌音乐的关系分别是什么？~

1、一、传统音乐综述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典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我国民间音乐的五大类别——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群众性，乡土气息严重，地域区别清楚，传承习惯浓厚，创新少。
　　中国传统音乐简介：我们在许多民乐CD中都可看到“国乐”二字，这“国乐”指的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在近代又有所发展的属于“国粹”的音乐，可见“国乐”的创作时间指的是古代； “新音乐”指的是那些学习过西方音乐的人所写的音乐，如学堂乐歌，可见新音乐的创作时间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音乐”则不仅指古代传承下来的音乐，也指中国人按西方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伊期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导迎及巡幸乐、宴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点：

　　1、学习和继承传统音乐的陈述结构

（1）中国传统音乐在旋律、音阶、音色、节奏等方面与西方音乐存在区别。

（2）中国传统音乐的陈述方式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中还有一些特定的终止方式；中国民族音乐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2、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关系： 文学中有对联，音乐中就有上下句；文学中有“起承转合”四句诗体绝句，音乐中就有类似的四句结构小曲；文学中有八句结构的律诗，音乐中就有与之结构原则极为相似的、并大量存在于器乐曲的“六十八板体”（它也是八句，只是其中有一句内部有扩展，不及律诗规整）；文学中有章回体，音乐中有套曲体；文学中有使用成语的习惯，音乐中也有集曲等使用现成乐思的习惯……；文学中有“枣核诗”等通过数列形态控制的游戏性诗体，音乐中也就有“金橄榄”等结构形态与之对应。《六十八拍》为琵琶曲。

　　3、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和曲式对现代音乐的影响 ：唐大曲和戏曲音乐对现代音乐结构的影响。唐大曲的“散—慢—中—快”的渐变原则和后来的戏曲借助于板式速度结构来组织等线性结构思维，是我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西方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是奏鸣曲。唐大曲的曲式结构特点是： ①音乐是一种多段体结构。 ②体现着一种从“散起”到“入拍”又经轻歌曼舞而变作“繁音急节”的快速舞蹈（相当于“破”）的部分；收尾时节奏还有“散”（即“曲终长引声”）的渐变速度布局。整个乐曲在开始的时候，每个演奏者就开始调琴，他们预先不调琴，用这种方法将听众的感觉调进来，调进乐曲的感觉中来。 ③用核心音调（而不是主题或曲牌），即兴展衍变形来发展乐思。 ④新的声部控制关系。它是西方现代技术，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写法相同。 ⑤新的演奏法和新音色。如：乐器萧的“冒吹”和重直觉、重音响的现代多声语言等。罗永辉的《千章扫》，符合现代西方音乐中“有控制的偶然”的作曲理念。
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音乐、舞蹈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音乐以“和”为音乐美的最高原则
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于“和”的追求与表现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视“和为五音之本”。我国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对音乐的界定是：“乐者，天地之和也”。许多先秦学者都认识到“和”的作用，如史伯“和生实物”的观点，晏婴“相成”“相济”的观点。
儒家学派产生以后，把乐作为一种教化工具，注重发挥“乐以治世”的社会功能，对“和”的推崇达到了新的高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观念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适度，在音乐内容和音乐形式上“尽善尽美”，起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作用。传统音乐“和”的取向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和”，也包含人与人的“和”，当然也有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追求人与自然“和”，导致传统音乐中经常出现山水、月、渔樵等主题，如《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水龙吟》《秋江夜泊》《春江花月夜》《月儿高》《关山月》《二泉映月》《渔歌》《樵歌》《渔舟唱晚》等众多曲目。这些作品，不仅诠释了自然美，也展示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使天、地、人达到了统一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赋予音乐更多的教化色彩，追求音乐内部诸要素的“和”，使中国传统音乐在音程配合、节拍、曲式结构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对“和”的重视，使中西传统音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西乐重强度，中乐重深度。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和整个身体。例如，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带给你身心的陶醉，恰如清代叶燮在论诗时所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
(一)“中和”之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无论是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都强调“中和”。与强调对比原则的西方古典音乐相比，强调渐变原则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确是相当格守“中庸之道”的。史伯较早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和谐的构成规律。他提出，“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继而晏婴提出“相成”、“相济”的观点，实际上是强调音乐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季札在对演奏的各种乐的评价中，更突出地体现审美上的“中和”特点，分出了“哀而不愁气“乐而不荒”等这些“中和”美感的基本类型。孔子对中和理论的发展和基本成熟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封建社会儒家传统音乐的美学思想展奠定了基础。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达到感情适度;要求音乐“尽美尽善，达到美善统一;又要求人乐诗歌能起“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还要求放《郑》声，兴《雅》乐，达到音调典雅平和。中和之美这一美学范畴，在《乐记》中得以基本完善。《乐记》中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乐养，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意即:天地之间，一切事物都须要“和”，惟其有“和”，才能百物生长，生生不已。“和”的实质是:“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磨，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从本体论看，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审美境界从不受制于外在因素，人们是在“天人合一”这种人与自然，音乐奇妙和谐的融合中达到审美愉悦，达到对自我的肯定。对现实的超越，它的范畴及概念并没有一种严格的界定。音乐的中和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种体现，是音乐与自然、音乐与社会以及音乐自身内部的和谐统一。受民族观念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历来追求一种中和之道。几千年来，儒家学者就是结合伦理的“中庸之道”来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的，并使它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最主要的审美特征。①生命律动之美，人主体的文化底蕴，内在修养，德性伦理乃形成对音乐审美中的万物归怀，以广大和谐的原则在超越世界中达到超越现实的终极愉悦。中正和平的精神人格，正是中国音乐文化的本质与精髓。
二．中国传统音乐以“虚”为音乐美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含蓄美，视虚实结合、阴阳相辅、意象共存为最高艺术境界，这种观念是道家思想的产物。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淡兮其无味”，他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这种见解发展了《乐记》的“音由心生”的观点，注重用心灵体会自然、人生、社会，强调心的作用，是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乐教化功能的校正。这种重视内心感悟的审美取向不仅影响了传统音乐美学，也符合当今“欣赏即是再创作”的认识，给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空间，至今仍有巨大的美学价值。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一样，都要表现一个思想，这是一致的，但它们思想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思想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所以，西方音乐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对象，这个对象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对象本身，而是在表现对象的旋律进行中所创造的特殊韵味和营造的疏阔、空灵的意境，使人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中国台湾学者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指出：“以愈少之物界形式，表现愈多之精神境界，而堪为人文精神藏休息游之所，其价值宜为最高。”这种含蓄美也许就是东方文化的神秘之处吧。
实践上，中国传统音乐常运用旋律，把主题表现得抽象、虚幻，不同于西乐借助和声、复调、配器，把主题表现得具体、逼真。可以说，西方音乐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方传统音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情感，其结构重逻辑、冲突，音乐时值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中国传统音乐的深邃则是指音乐思维中所表现出的体验和领悟，是就音乐的意境而言，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幽婉、深邃、含蓄、淡泊，其时值建立在心理感受之上。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的；中乐的“深邃”则是动态的、游移的，无意精确鲜明，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
“意象”之美“意”与“象”就作为音乐美学范畴而被广泛运用。意与象两对美学范畴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的创造创审美欣赏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美的创造中，其集中体现为:以写意为主，写意中的写实。《易经》提出“立象而尽意’，“意”为意境，“象”为形象。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立象尽意”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音乐要求通过音乐表演中的“气韵”，达到“传神”的目的，最后达到“写意”的境界。通过自然景物来“立象”、来达到“尽意”地抒发人的情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常用的手法。中国传统音乐追求的是“一种与宗教境界相似，但又与它有着微妙不同的领域，即意境”，在意境中，情与景交融互渗，由景发掘出深层的感情，情的逐渐加深，又诱导出层层幻景，这些幻景构成一个独特的宇宙和崭新的意象。②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最高境界是“立象尽意’，因此它要求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应当通过抽象的音响.凭情内心的感受，发挥审美联想，追求其“弦外之音“即所谓“离实得虚”，方能得到其深邃的意趣。
三， 中国传统音乐以“韵”为音乐美的最佳情趣
“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是中国传统音乐独有的审美取向。“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陆时雍《琴学丛书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一样，都涉及到主客关系，涉及到自我的情感表现和对象的形象描写这两个方面。西方音乐的价值尺度以“真”为旨归，总在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和对自我心灵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摆动，少有别的追求。其音乐，要么是理智、冷静地模仿自然，给人知觉上的真实感；要么是完全的自我宣泄，给人以情感上的真实感。中国传统音乐则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表现，而是超越再现和表现之外的一种新的方法：写意。通过音色的处理和音列的起伏变化诠释生命的律动和自身的韵味，这是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深入体验、感受、捕捉和表现，是中国艺术的本体，是中国音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情趣所在。
(三)“希声”之
“大音希声”是我国传统美学中重要的音乐审美观之一。它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耳)提出的关于音乐的美学观点。“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产生的“大音希声”的审美观认为，合于“道”的本性的“希声”之音才是“大音”，即为“道”本身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最纯粹的声音。④老子称这种音乐为“大音”，不只因为它无声，而更因为无声则合乎道的无为而自然、朴素而虚静的特点。他要求音乐创造一种悠远、朦胧、辽阔的“虚”的意境。这种“虚”的意境便是不可言说的“道”，得“道”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在其看来，世界的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而在这里产生“希声”之音的“道”，非“惟人道可道也”的“道”，老子的“道”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上的绝对精神。换言之，种声音乃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老子这种“虚无”结构原则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包括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境不仅包括象，也包括象之外的虚空。　中国传统音乐所表现的意境是一种空明灵透的境界，它虽由音之“实”与意之“虚”构成，但重在“虚”上。因此，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和庄子说的“至乐无乐”引申出“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虚无”、“意境”等审美范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中国民歌的艺术特点：1．流传性 、变异性
2．口头创作、集体加工、具有即兴性。 3．诗与乐的高度结合
4．长于抒发人的内心世界
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关系：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

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特点就是五声调式。但是五声调式并不是中国音乐独有的，其实在西方音乐中也会用到。比如coldplay的《yellow》就是一首五声调式的歌曲。

　　中国：中国民族音乐在音高方面的特点是“声可无定高”，如很多民族乐器中都有吟、揉、滑等指法，使声音产生波动，余音袅袅，独具韵味，这些指法是在民族乐器学习过程中的必备指法，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决定了乐曲的音色和风格。

　　在民族音乐中，是以板和眼的不同排列来表示不同的节拍。一般板代表强拍，眼代表弱拍，共有散板、流水板、一板一眼、一板二眼、一板三眼、加赠板的一板三眼等形式。

　　流水板是每拍都用板来记写，一般是1/4的节奏；一板一眼就是一个板与一个眼合成2/4的节拍；一板二眼就是一个根与两个眼合成3/4的节拍；一板三眼就是一个板和三个眼合成的4/4节拍；加赠板的一板三眼，只有在昆曲的南曲中才有，大致相当于4/2节拍。

　　散板为无板无眼，它是民族音乐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板式，散板中的拍承继了“拍无定值的传统”，即强弱拍的位置并不固定，按乐曲的风格、演奏者的情绪及表达的需要而决定。对曲调进行加花主要视乐曲的风格的乐器本身而定，要注意的是骨干音一般不变，有时也可在句、段的结速音上进行加花，使曲调更为流畅连绵。

　　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展开音乐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国的隋唐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九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到我国来，其中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他们在我国学习我国的音乐，并且又把我国的音乐带回到日本，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隋唐时期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有唐乐、伎乐、散乐三种。唐乐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即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它们流传到日本以后，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共计百首以上，日本至今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等二十几首唐代燕乐的古乐谱，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 年），在吴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散乐即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曲艺、杂耍和音乐结合成的一种节目，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除了上述的三种音乐，隋唐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大约八世纪，日本流行一种俗称"催马乐"（saybala ）的歌谣俗曲，据日本学者河口慧海考证，saybala 是西藏语"saybar"（地方恋歌）的音译，日语saybala 的内容并不限于爱情，歌词中有时掺杂着藏语，从这些乐曲中可以窥见我国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的踪迹。 在隋唐两代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同样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说点题外话，第一个回答问题的朋友，希望你能理解“文化与政治相剥离”的道理。 雅乐。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共计百首以上，日本至今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等二十几首唐代燕乐的古乐谱，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 年），在吴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散乐即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曲艺、杂耍和音乐结合成的一种节目，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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