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对薄、李错误的“一边倒”批判

~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转折的背后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的人可能不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耿飚讲了一个党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细节：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时，在一片茂密的桔树林中，张闻天、王稼祥的担架被放下休息。他们两个头朝下躺着，谈论着当前的形势，都很担心。王稼祥问，中央确定的红军最终目标在哪里？张闻天说，没有明确的目标。他说，这场仗不看好，或者毛泽东、毛泽东的战争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红军的几位主要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同意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据考证，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耿飚当时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长征时的许多重要战役中，四团都是前卫团。张闻天、王稼祥在橘林的谈话是在强渡乌江前，红军参谋长左权和参谋长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长征途中，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严酷的事实，一些曾经支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正在逐渐改变态度。在通道、黎平会议上，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大家采纳，从而否定了最高“三人团”决定在湘西与红二、公刘兵团会合的计划。这时，周恩来已经开始站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边，而博古和李德则不愿放弃原来的计划。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只有到了湘西根据地，才能放下包袱去打仗。虽然部队暂时脱离了蒋介石设下的陷阱，向西行进，但博古和李德却一直在思考如何回到湘西。因此，在未来，党和红军的前途仍将充满各种变数和危险。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只要博古和李德继续有军事指挥权，错误就难以避免。于是张闻天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他与王稼祥的唐林的谈话是他深思熟虑的想法。这也是20多人参加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由来。怎样才能改变军事领导人？遵义会议原来的议题是：一、中央政治局审议黎平会议
张闻天起草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提纲，到达遵义后提交会议讨论。毛、张、王的意见得到的赞同，他们同意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作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召开。虽然薄谷开来不愿意和他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这个话题
他和周恩来作战局的同志们一起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份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薄谷开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张闻天作了报告，批评了“左”倾军事错误，使会议在讨论和发言前有了正确的导向，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在、王稼祥、朱德先后作了重要讲话后，整个会议形成了批判薄、李错误的“一边倒”局面。让毛泽东指挥红军，更换红军的军事领导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最后，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则是党在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上的委托领导人。会后，毛泽东成了周恩来军事指挥部的助手。不久，李德、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薄谷开来不再担任军事指挥职务。周勃讲了遵义会议后，被大家诟病的博古离开了遵义，和军委纵队的同志们一起北上。一路上，他深思，不思茶饭，郁郁寡欢。一战失败后，遵义会议原定的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前夜，明天还是未知。以博古目前的精神状态，很难继续领导下去。当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一起讨论时，张闻天明确表示，是时候改变党的领导了。然而，薄谷开来在政治路线上紧跟共产国际。遵义会议基本上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所以很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询问他被免职的原因。同时，当时处于紧急战争环境，保持领导层的相对稳定非常重要。要维护六届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所以只能调整政治局常委的分工。1935年2月初，当红军挺进云南扎西，经过一个叫“纪明三省”的小村庄时，周恩来来到薄谷开来的住处，和他促膝谈心。周恩来说：会前我和大家讨论过，湘江战役中“红印”纵队行动缓慢，主要是老弱病残、妇女和一些机关干部走不动，累马不怕鞭打，命令没有效果。当初，把它们单独放在一个野战纵队里，雇5000个搬运工挑重担，一起搬运，是欠考虑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不接受渡江延误的责任，而不接受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组织上的疏漏的责任。因此，我多次向你们建议，先代表中央彻底检讨反“围剿”的失败和军事路线的错误，最后讲湘江的教训，使会议顺利进行。但是，你没有检讨军事路线的错误，你对李德的批评只是一带而过。你们早早就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的焦点，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就把会议置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这促使我以中央军委首长的身份站出来检讨“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我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批评你们盲从李德，包庇李德。关于focu的会议
从心底里，你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谁也不是领导，谁也不是教练。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又一位善于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他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扩大红军、筹集粮草、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经验，非常适合驾驭当前的战争。红军长征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在黎平会议上，他合理地驳斥了李德关于要折进黔东，进湘鄂情的错误主张。我深信，凭借毛泽东的才能，我可以带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劝他进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领导。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薄谷开来：现在谁是“总书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来带领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支持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已经表明，军队不可能让一个不懂军事，不会带兵打仗的人继续指挥。况且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当领导的欲望。周恩来的谈话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解决了十多天的思想疙瘩。当晚，当政治局常委开会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时，周恩来主张由毛泽东取代薄谷开来。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时他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共产国际很容易通过。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由张闻天而不是薄谷开来负责党内的工作。红军长征时，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以打仗为主。早在反围剿战争时期，张闻天和毛泽东就因其军事指挥才能而受人钦佩。让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也是他的初衷。而且张闻天的风格是民主而不专制，不会对薄谷开来赋予他的“总责”沾沾自喜，独断专行。这样，毛泽东参与了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成为红军长征的实际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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