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自然"精神及现代价值~~

作者&投稿:关姜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精神~

  仅请参考(原文很多,作了删改)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的“和而不同”〔2〕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然却又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析。这也就是说,人们既需要分析地研究三家、三科、三学各自的特点,更需要会通地把握三家、三科、三学的共同精神。此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等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文化整体来讲,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这一文化整体的特性将发生变异,或者说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化整体了;而对于其中的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来讲,则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一家、一科、一学,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又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唯其如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那一家、那一科、那一学,我认为,首先是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之所在,否则将难入其堂奥,难得其精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从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以后,宋明理学讲的天理之天,即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统合体。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自然”一词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

  三

  人与天命之天“合一”的中心是“疾敬德”。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尚书•召诰》中有一段告诫周王要牢记夏、殷亡国教训的文字,很能说明这一点。其文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有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这是说,夏、殷之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敬德”,因此,周王如要永保天命的话,就一定要“疾敬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周初人的一种共识,也是以后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
  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历代圣贤、明君无时不以为诫的教训。《礼记•表记》中尝借孔子之口,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时说: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周文化这一近人而远鬼神的特色影响深远,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政权看得比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四

  “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则是越来越富于人文的内涵,乃至最终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礼”通过祭祀,从消极方面来讲,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从积极方面来讲,则是为了报本。报什么本?荀子的论述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把君师之治作为礼之本,一方面是以礼制形式来落实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使“礼”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内涵。“礼”字在《论语》一书中凡七十四见,然除了讲礼如何重要和如何用礼之外,对礼的具体涵义没有任何表述。即使当林放提出“礼之本”这样的问题,孔子也只是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仍然只是如何用礼的问题。《孟子》一书中“礼”字凡六十八见,其中大部分也是讲如何用礼的问题,只有几处稍稍涉及到一些礼的具体涵义,如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恭敬之心,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指仁、义)是也”。荀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学的奠基者。《荀子》一书中“礼”字凡三百余见,全面论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教化作用,礼的社会功能等等,尤其是突出地阐发了礼的人文内涵。如,他对礼的起源的论述,完全抛开了宗教的解释。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据此,在荀子看来,礼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明分”,或者说“别”。所谓“别”或“明分”就是要使社会形成一个“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伦序。荀子认为,确立这样的伦序是保证一个社会安定和谐所必需的。
  《礼记•王制》中规定: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文中所谓“此四诛者,不以听”的意思是说,对于这四种人不用听其申辩即可处以死刑。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上薄拜神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五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儒、道、佛三教的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上面我们曾引过一段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的文字,在那段文字里,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如荀子说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等等。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孟子则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对此,荀子更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事实上,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由于部分宋明理学家,如程朱等,在理欲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而不仅遭到历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评,更受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性,这是历史的需要,完全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来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存理灭欲”之说实非据于主流地位。若如程朱等所说,必待灭尽人欲方能存得天理,即使以此为极而言之说,其理论上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尝以为程朱之说发轫于《礼记•乐记》,如与朱熹同时之陆九渊就认为:
  “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

  对照陆九渊所引本节之文,人们可以看到陆氏引文中略去了“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一句,然而这一句恰好是《乐记》本节所论旨趣之关键所在。《乐记》并未否定人感于物而动的性之欲,它只是否定那种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且又不能反躬的人。这样的人,在它看来就是在无穷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我节制,而被物支配了的人,亦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人为物所支配,为了穷其人欲,那就有可能置一切伦理原则于不顾,而做出种种背离伦理的事来。为此,《乐记》才特别强调了“制礼乐,人为之节”的重要和必要。

  荀子认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荀子的这些思想是合理而深刻的,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道家等从养生的角度也讲述了不少有关“节欲”、“养欲”的道理,对于丰富传统文化中的“节欲”理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荀子之前就流传着这样的教训,即所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对此解释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注重精神修养和伦理实践的人则轻视富贵地位,也就是说,注重内心反省的人,对身外之物是看得很轻的。历代相传的“君子支配物,小人被物支配”,就是这个意思。做“役物”的“君子”,还是做“役于物”的“小人”,这是人格修养上必需明辨的问题。荀子进一步对比此二者说:
  “志轻理而不〔外〕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 ,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反之: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 之履而可以养体,屋室庐庾葭 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这种不为物累,勿为物役的思想在佛、道理论系统中更是俯拾皆是,此处暂不赘述。然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不少人以为,依仗现代高科技,人类已经可以告别听命于“神”的历史,人类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支配“物”的世界了。然而,我们如果冷静地看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则恐怕就不会这样乐观了。“役于神”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绝非单纯的科技发展就能解决的。君不见,当今世界各大有神宗教,凭借着社会经济增长的实力后盾,几乎与现代高科技同步高速发展,且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役于物”的问题,则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于物的欲求也是在进一步的膨胀。更何况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役于物”的险途而尚不能自反。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他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程颢、程颐和朱熹),以及清末康有为等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与融汇,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谈何为人,谈何做人,谈何道德品质?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种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出自《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与道义是合理存在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对道义的追求要高于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时,要舍生取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道德的哲学,教育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也是政治的哲学。重要的体现就是“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众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建设和谐社会很有相似之处。对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段文字能够说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加以吸收,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其发扬光大,实现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称作“致中和宇宙观”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

从深层内核看,环境问题是个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此一深层价值内核在今日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具体到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重大理论借鉴意义就在于促使我们考虑如何在通向基本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营造太湖儿女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是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因此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上,卷二),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为迷信之属,已经遭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尖锐而深刻批判(见《论衡》)。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可以说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有其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见《荀子·荣辱》)。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环境。在“因”的理论中,包含着“权变”和“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就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又说:“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 。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然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时是畏惧;诚如荀子所描述的,人们靠天吃饭,只好“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以后,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掌握了它的一些规律,于是就“骋能而化之”,“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一些人开始忘乎所以,漠然无视自然的力量,以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去摆布自然,其结果就是使当今人类陷入日益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中,人们似乎可以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去体会一下庄子说的“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句话,它也许对我们今天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启发。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而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当会有所裨益。
儒家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亦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时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突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的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里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研究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张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同样地这也是比之于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的。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其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

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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