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楼的全国人大热点提案

2009全国人大议案~

不知楼主指的是哪一方面，无法回答。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告诉记者，五年间，代表共提出议案3700多件、建议近3万件。

1、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陈振楼在两会上建议，改革我国的退休制度。
弹性退休，最晚可到68岁，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陈振楼提出了“建议实行灵活弹性的退休制度”的意见，陈振楼代表建议改革我国的退休制度，实行灵活的弹性制度，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不能超过65岁，符合条件的可以延迟至68岁。
“随着我国劳动就业形势严峻和老龄人口的急剧增加，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陈振楼说，实际上，对于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探索的主要动因和依据，国家的养老金支付能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性决定因素。
陈振楼认为，可以有以下几项参数综合考虑：一是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及背后支撑的国家经济实力，二是劳动者的人寿实际变化状况，三是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及生活质量的变化等。劳动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是必需的方式，但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才是人类生命的幸福衡量指数。判断一个社会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否合理，主要看劳动者退休后的总体生活质量是否能提高，充分的休闲享受能否依靠一定的经济条件予以支撑，社会生产力是否提高和社会成本是否相应减少等。 为此，陈振楼建议，改革我国的退休制度，实行灵活的弹性制度：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最晚不能超过65岁，55岁以上的职工，希望60岁退休的，应当允许。男女退休年龄逐渐统一，如有差异，可以缩短为2-3岁。
陈振楼还建议，在咨询、研究、设计、教育、编辑、创意等智力行业领域里工作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只要身体健康，可以延迟至68岁退休。在一些劳动强度高、安全风险大，以及其他特殊行业工作的，则应采取刚性的法定年龄退休制度。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可以与实际退休的年龄分开，政府则实施对延迟领取养老金的鼓励政策。
同时要积极实施相关的综合配套改革，如：对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不同的养老保险待遇进行大力调整，减少过高的不合理差距；按照每年的物价指数，相应调整养老保险基数；提高市民有关住房、医疗、教育三大公共福利保障水平；切实改变垄断行业、政府机关等与社会平均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合理现象，使社会的公正、公平、公开得以有效体现，凝聚社会向心力，让劳动者心情舒畅地工作，快乐地享受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 （记者杨金志、仇逸）蓝藻暴发、黑水横流、气味刺鼻……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就是水污染的景象。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陈振楼教授则认为，人们在关注有色有味的黑臭污染的同时，更要关注无色无臭的“隐形污染”。
陈振楼说，化工废水里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在水体里虽然不一定会造成水体黑臭、富营养化，但很多无色无味物质造成的危害更大。“例如，汞、铅、砷、镉、铬等重元素具有持久性的毒害污染，我们搞环保的人把它们合称为‘五毒’。”
此外，有机污染物也在威胁着水体质量，例如常用农药中含有的敌敌畏，炼焦业中排出的多氯联苯、多含芳烃。“这些化工产品、副产品进入水体后，造成的危害比富营养化厉害得多。它们都是难以降解的大分子物质，危害也就更加持久。”陈振楼说。
陈振楼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规定，缔约方要控制12种有机污染物，它们被合称为“肮脏的一打”。我国是这个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已从2001年开始履约。2007年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已经加入了有关有机污染物的内容。
最近几年，陈振楼在长江沿岸调研，结果被重化工业的架势吓了一跳。“沿岸各个省市把钢铁、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产业都布置在长江边上，因为这里水源充分、排污方便、运输方便。苏北一线是这样，安徽沿江是这样，江西九江、湖北武汉和重庆还是这样，我真是怕把长江给毁了。”
他告诉记者，黄河沿岸重化工产业的发展也是“快得不得了”。
在大气污染方面，陈振楼说，人们不仅要关注大气二氧化硫指标、温室气体排放，还要当心氮氧化物的污染。“氮氧化物可以转化成硝酸盐、氨氮，跟二氧化硫一样可以导致酸雨，是非常重要的污染源。”
陈振楼介绍，国家已经开始控制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排放，但是更多的氮氧化物来自工业燃煤，有必要在开展脱硫工作的基础上开展脱硝工作。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杨金志、仇逸、孙彬）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说，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食品侦探”制度，在质监部门内设立国家食品督查局。这一部门的督查人员不坐班，主要工作就是上街随机抽查食品和进行化验，以便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陈振楼表示，2004年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发生后仅四年，2008年又发生性质更严重的“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为我国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机构和制度，为什么仍会经常出食品安全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没有建立随机性的食品督查机构。” 　 他说，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由质监、工商、食药监、医疗卫生等部门组成的食品监督体系，但是上述部门的工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程式化，不是定期检查，就是检查之前事先通知，或者让商家主动送检，这种做法难以检出问题。 　 陈振楼介绍说，不少发达国家都有随机性的食品督查机构和工作机制。例如，法国就设立了“食品侦探”一职，专门负责食品卫生的检验工作。“食品侦探”每天四处走动，“微服私访”任何跟食品有关的地方。他们不仅亲自吃喝，还要把样品带回去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罚，并把商家记入“黑名单”。 　 陈振楼说，建立这样的队伍很必要，但避免其滥用权力也很重要，需要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和运行办法。 　 此外，“国家还应该积极支持消费者打假。消费者是监督市场的无处不在的眼睛。保障和促进消费者的打假监督，不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陈振楼说，“上世纪90年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后，也曾引发我国广泛的民间打假，但后来由于个别部门不支持，消费者打假逐渐淡出社会。对于打假，国家应该支持消费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代表。
“提到5000元，一点也不高。”今天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将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切实降低个人和企业税负的建议》，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同时减少税率级次、加大级距。
“近年来，税负过重是社会热议和广受诟病的话题。”陈振楼分析说，近十年来，我国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从2000年的1.3万亿元增至2010年的8.5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0%。而居民收入只从2000年的人均5800元增至2010年的1.8万元左右，仅增长3倍，年均增幅远低于税收收入，
陈振楼表示，针对税负过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但随着去年下半年物价的升高，让老百姓很难感觉到结构性减税的好处，也挫伤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与此同时，近期烟草税、车船税、房产税等一系列新增税和拟征税政策的密集出台，更让普通百姓和企业担忧。
“而提高个税起征点，意味着减轻税负，增加百姓收入。”陈振楼告诉记者，这种减税是“普惠”的，比增加工资还有利，因为涨工资很难。全国普遍涨，一般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会涨，但是私企、外企就未必会同时涨工资，“如果光涨工资，个税税率不变，那么公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得不会太多，不如减税实惠。”
经常在微博上和网友交流的陈振楼也注意到， 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个税起征点有望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的消息。他表示：“3000元太低了。还不如留个口子变成3000元-5000元。”
他同时建议，减少税率级次、加大级距（指累进税率按课税对象数量划分等级的起点和止点的区间。如现行个人所得税工资适用的税率为第二级，即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本级起点为500元，止点为2000元，本级级距为1500元），“将目前的9级累进税率（目前个税累进税率为5%—45%）缩减为国际上通行的4至5级税率，同时适当扩大税率级距。” 晚报讯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大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陈振楼呼吁，给予国有企业办职、成、幼教退休教师正常的退休教师待遇。
“目前，上海有数千名国有企业办职、成、幼教退休教师，很多人拥有高级教师职称，退休后却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只能获得普通退休工人待遇，两者之间相差一倍！ ”陈振楼说。
2004年国务院曾颁布过《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办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根据各部门、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大部分省市将“国有企业办职、成、幼教退休教师”基本排除在文件精神落实范围外。
对此，陈振楼表示难以认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40条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国有企业办职、成、幼教退休教师”也是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理应享受同等的退休待遇。
他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对2004年文件中的 “国有企业办中小学退休教师”给予明确界定和补充说明，并建议国务 当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时，人们发现，许多重大事件与问题，因为通过网络才得以真相大白，于是，网络监督的力量日益得到网民的重视，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大教授陈振楼说，一部分政府官员对网络全面进入生活，感受尚不够清晰，还在用老办法应对新问题，他们习惯单向说教，不习惯双向交流，不习惯被监督，在网络监督下不自然、不适应。由于官员在话语权方面的失落，以及对网络信息的不适应，使得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受到质疑。
当然，网络是把“双刃剑”，信息共享既是网络的优势，也会使网络言论呈现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局面，因此，对于网络，开放与监管必须兼而有之。但监管的前提，是需要提高我们的政府应对网络社会的能力，提高政府官员在网络社会中的适应能力与执政能力，学会与网络媒体的双向交流，习惯将自己的工作置于网络的监督下。陈振楼代表说。 一是端正政府官员面对网络监督的态度，以开放的胸怀面对网络监督。各级政府部门与官员应调整心态，树立正确与网络媒体沟通的理念，要通过网络收集民意，集中智慧，找准问题，看到不足，想方设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以开放的胸怀去发挥网络积极、有力的一面。
二是建立高效、透明的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只有及时、正确的信息才能引导正确的监督。信息透明已成为社会进步的趋势，应对网络时代的信息透明，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应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要形成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体制与机制，而且这样的信息公开越早越好，特别是已经预设完成的政府信息更应及时公开。
三是开展专题培训，提高政府官员即时、智慧的网络互动沟通交流能力。只有信息的公开而没有相应的应对能力与应急处置的智慧也难以引导正确的网络民意，因此，迫切需要对政府官员进行网络监督下与网民互动沟通交流能力的专题培训，特别应重点培养政府官员面对重大、特殊、紧急社会事件时与网民在即时交流中生成的智慧。
四是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各级政府部门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为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与网络媒体交流沟通的专业化程度，应逐步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选拔培养并建立一支专门的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使此项工作在专业化道路上得到更健康的发展，也使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更及时准确、网络交流更高效顺畅。
五是政府部门领导以身率先，建立起领导定期与网络媒体与网民实时交流的长效机制。政府部门领导以身率先，在诸媒体开展实时、公开、定期的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并能形成长效机制，将政府工作始终置于监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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