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际价值论

国际价值的国际价值论的若干理论问题~

笔者在学习研究名和统一、木下悦二等教授关于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有关观点时，与他们的争论中得到如下结论：在国际间价值法则的修正上，我将国际间价值法则的修正看成是价值法则的国际贯彻形式；在国际价值的认识上，我排除了将国际价值看成是国民劳动的交换比率或国民价值相互间的国际价值关系的见解，而将国际价值规定为，持有世界劳动这样的社会实体的概念；在世界劳动方面，我否认了世界劳动的国民劳动交换比率学说或国际价值关系学说，而将世界劳动规定为承担世界性的或国际社会性的再生产的劳动，将其作为以国际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诸环节；关于国际等价交换与国际不等价交换，我特别批判了将国际不等价交换看作是在国际间的不等劳动量交换的观点，指出国际不等价交换是不等的价值的交换，把国际等价交换理解为依照国际价值的交换；关于国际间的货币相对价值的差异，特别是关于有争议的货币的相对价值方面，我认为，在货币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国际间货币的相对价值的差异是国民的差异；关于国际价格(又称国际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的形成，我以世界市场竞争为媒介，引导了国际个别价值在国际市场价值上的均等化的理论。本论文在世界劳动、国际价值、国际市场价值等问题的论争方面，加入了新的考察，力求使论点更加明确化。论争将在对宇野派世界经济论批判上展开，但不言及其具体见解。 众所周知，宇野派世界经济论放弃了对体现本质特征的世界经济法则和原理的阐明，是从宇野宏藏的论文《世界经济论的方法和目标》中开始的。宇野认为，经济学要从理论上解释支配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法则，就必须从商品经济形态本身是从根本上支配我们的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对象，而不能以资本主义社会成立的前提条件的国际商品交换作为对象，也不能以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所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关系作为其对象。宇野认为，对于经济生活来说后两者仅是外部性质的，也即部分性、补充性，无法成为必然法则的根据。这就是国际价值论的难点所在。宇野教授在此论述前，在他的论文《用“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所阐明的关于经济学的方法》中，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的篇别构成与上向法(即现象到本质的归纳法)的关联是不明显的。但宇野一面回避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面又主张在仅限于《资本论》的篇别构成来说，是以《商品》为起始、以《诸阶级》为终止，仅以此他认为马克思完成了“原理的系统化”。由此，原来在国家以后的3项目，即国家、外国贸易、世界市场或在“国家形式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恐慌”是以上向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个视角，也是对于世界经济论而言最为重要的这个视角，在宇野教授的研究里从一开始就欠缺了。对于宇野的“国际价值论的难点”，木下持批判的立场：第一，我们的研究不是把共同体以及包含共同体之间的商品交换的外国贸易作为对象，而是将资本主义之下的外国贸易作为研究对象；第二，我们并非为了研究制约商品经济社会的一般法则而选择了外国贸易，而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之下制约外国贸易的法则；第三，即使把《原理论》看成是已经完结了的，遗留下的各领域的研究都是阶段论，现状分析的对象，那么，这一原理的展开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木下教授的批判方法也有慎重探讨的必要。这是因为木下教授拒绝承认先前的宇野教授的共同体间交换，或作为历史前提的国际交换，而将“资本主义之下的外国贸易”，“制约资本主义之下的外国贸易的法则”选取作为自己的外国贸易论的对象，从这里很突然地讲到国际价值论的研究，极为简单地引导出了“不论在什么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支配作用的前提。”我无法苟同木下教授的这个见解。笔者的国际价值论研究的推进方法的特点与木下教授不同。笔者是在世界劳动的这一基石上，逐次把握国际价值、国际市场价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因此，世界经济论的对象，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的外国贸易上，而其对象是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是世界劳动这一概念及依此而成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的、还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的世界市场。用一句话概括地说，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支配了的世界市场。宇野教授的“国际价值论的难点”，其本意是把现实的国际经济看成包括从“只显示极为低度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到“已达到极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复杂并且异质的各种要素。同时，若以19世纪中叶的英国国际经济关系为例，那就决不可以说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样的资本主义化了的东西”了。而是包含“与只能显现极为低度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东洋各国的关系”，还有与“某种程度资本主义化了的西欧各国的关系”。因此，宇野教授把包含各种复杂并且异质的要素的世界经济一旦从经济学原理的考察中排除出去，残留下来的研究方法不是把世界经济论以“阶段论”为基础来考察，就是将其看作为“现状分析”的对象，二者必择其一了。这样一来，以至于宇野教授跨出的第一步竟然是主张：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作历史性的定规，世界经济的具体分析是无法对此做出什么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问世界经济的真正研究对象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农业问题”。但是，在关于世界经济论的对象乃至课题方面，就是在宇野派内部也产生了争论。比如，马场宏二认为世界经济论的对象是存在于“世界市场与恐慌”上。但是，不论是“世界市场与恐慌”，还是“世界农业问题”，都是通过对世界经济原理的放弃而得到的。为此，他们之间的对立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无论如何，宇野派经济论的基本特征很明显地在于他们主张，现实的世界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史的发展阶段上的程度不同，并且由于多多少少包含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关系，而无法达到对世界经济的法则的阐明。可是，现实的世界经济的全体就连一次都没有被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纯化这样的事本身是许多人都了解的。世界经济的内部残存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的这一事实，正如下面所示，与宇野教授的主张正好相反，在对世界经济的法则进行阐明即国际价值论的研究上没有任何障碍。 在阿明和伊曼纽尔的最新研究中，他们将全球看成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和世界系统。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劳动的世界性这一特点。在由相互独立经营的各国国民和不同地域的单独劳动所构成的总体中，包括了非常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并且惟一地借助国际交换来形成国际分工体制。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相互独立的劳动就成为了世界劳动。世界劳动这个概念不仅指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而且以世界市场为媒介而成为国际分工体制的“贡纳式生产方式”和奴隶制或者“再版农奴制”的劳动也属于世界劳动。因此将世界劳动的存在只局限于有无劳动力的国际转移这种屡屡曲解世界劳动的含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专门从事于劳动力国际转移方面研究的游仲勋教授认为，通过劳动力的国际转移，世界劳动这一概念才得以成立。主张国际价值就是价值的国际性形式的木原行雄教授认为，若劳动力的国际性转移不存在，世界劳动这一概念也不能成立。因此，普遍认为，木原教授关于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及国际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劳动力不在国际间转移并不会影响世界劳动的成立，而只会导致国际间价值规律的修正。对世界劳动的诸多误解，其原因在于将劳动的世界性看作是直接的东西。然而，这种世界性与社会劳动的社会性一样，并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只有通过世界市场的国际交换才能表现出来间接的东西。也就是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它不是劳动本身的交换，而是只能借助劳动生产资料的交换、使各国国民的个人劳动成为世界总劳动的一部分。将作为国际价值实体的世界劳动规定为担负世界的及国际社会再生产的劳动，具体把握它作为以国际交换为媒介所成为的国际分工体制的环节这一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下面进入对世界劳动与国际价值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以视世界劳动为国际价值实体的西德派的国际价值论为线索进行讨论。 西德派国际价值论研究的代表者之K．布休，对于世界劳动与国际价值之间的关系，明确地阐述了如下见解。假设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不同发展水平的A、B、C三国之间的相互对立。假如A国是最发达的国家，劳动强度最大，从国际性水平来看，其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也最高。又假如B国是中等水平国家，C国是发展最落后国家。将国际价值的价值实体称为“世界劳动”。则有A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代表2个世界劳动日，B国1个国民劳动日代表1个国民劳动日，而C国1个国民劳动日只代表1/2个世界劳动日。若进一步将一般等价物引入其国民及国际形式的劳动日，可得到以下等式：A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1个国民通货单位=2个世界劳动日=2个国际货币单位B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1个国民通货单位=1个世界劳动日=1个国际货币单位C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1个国民通货单位：1/2个世界劳动日=1/2个国际货币单位A国的1个国民通货单位=B国的2个国民通货单位=C国的4个国民通货单位。布休沿着《资本论》第1卷第20章的叙述，对劳动的生产性以及强度、国际价值，并对作为其实体的世界劳动，国民的以及国民通货为形式的价值表现，及其等式做了论述。这里先言及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就是把国际间的“工资的不平等”看成是国际间“交换的不平等”，也就是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对此，最初进行尖锐批判的是比利时的曼德尔。他问，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价值的丧失或获得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他说马克思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在国际贸易里应用一般的劳动价值学说而得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交换最终归结到不等劳动量的交换。其次，西德的C．诺伊兹斯认为，与国际价值相关的，生产力高的国家比生产力低的国家生产更多的价值，其劳动是更高生产力的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就算是进行了不等的国民劳动的交换也不能说是进行了不等价值的交换。布休接纳了这些见解，并做了如下的论述。“不平等交换的内容不应该作为不等价交换来理解，而只应作为不等劳动量交换来理解”。也就是说，布休不是站在法国学派的以“不等价交换”来理解这“不平等交换”概念的，而是站在“不等劳动量交换”即国际榨取的角度。那么，他先前的见解，只不过是把“不等劳动量交换”作为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命题的一个例题来解答。但是他的例题解答是否正确呢?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命题中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在某一国家相对发达，那么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都要比国际水平高。就是说，在同等的劳动时间里生产不等的国际价值量。在此必须正确把握同等时间和不等价值的对比关系。但布休理解为原因在于A国的劳动强度高，他忽略了生产力这一方面。西德学派的西格尔补充了他的不足。她对布休的模型进行了类推，假定商品X在A国使用了1/2个劳动日，在B国使用了1个劳动日，在C国使用了2个劳动日，而国际货币的价值对应于1个世界劳动日。在这些假定之下，可以把马克思的论述用以下的等式表现出来：A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2X=2个世界劳动日=2个国际货币单位B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1X=1个世界劳动日=1个国际货币单位C国的1个国民劳动日=1/2个X=1/2个世界劳动日=1/2个国际货币单位。这样西格尔导入了商品X的生产量的概念，从而将布休的模型具体化了。但是遗憾的是在此之后斯格尔却将她的理论推导到了错误的方向。因此，无论是布休还是西格尔，他们忽略了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他们的确多少把握了作为国际价值实体的国际劳动，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理解国际价值量的规定是如何依据国际劳动来进行的。A，B，C三国并不是生产了由同样的劳动时间构成的等同于1个国民劳动日的100马克的价值，而是比如说在A国以300马克，B国以200马克，C国以100马克生产了不同的国际价值量。这是因为在1个国民劳动日里同样种类的商品在A国生产了30个，在 B国生产了20个，在C国生产了10个，并在国际市场上以同一价格，即1个商品以10马克销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只是因为在世界市场里，商品的价值是由世界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世界市场，国际价值规定是贯彻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民价值都被国际价值所解消。这种论述是无视世界市场作为复合市场的独自性。世界市场的独自性，就是关于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世界劳动和国民劳动、国际价值和国民价值的独自的并存方式而言的。国民劳动与世界劳动二者的关系，即布休所说的存在于“世界劳动的位阶”当中。也就是说，各国民的劳动，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阶段，从上到下形成位阶，从而构成世界劳动总体。国际价值和国民价值也一样是这样的关系。在国内市场形成的社会价值同个别价值的关系，在世界市场，通过这一位阶，以独自的方法，国际价值和国民个别价值的关系就成立了。但是，各式各样的国际个别价值如何均等化为同一的国际价值或是国际市场价值呢?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关于世界市场的竞争问题。 法国学派在考察国际价值的时候，以资本的国际移动性和劳动非移动性为前提，以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来阐明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在阐明国际价格的形成时，他们是通过国际市场价值论，即市场价值论的国际性应用来达到的。我们先来认识柯尔迈和追随他的德意志派国际市场价值论的根本缺陷。柯尔迈在他有名的论文《卡尔·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中认为，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大量一般生产条件所决定，国际市场价值是参加该商品国际贸易的所有国民生产各个阶段的国际价值的加权平均。他认为这是国际市场上价值法则的第2个修正。与国内价值由大量支配规定所决定这一观点相对，他认为国际市场价值是由加权平均规定所决定的。但是无论是大量支配规定还是加权平均都是有关于市场价值的规定，不能说前者就是属于国内，后者就属于国际间。而且柯尔迈把对这种规定的变更，在称为国际价值法则的两个修改的名下进行了。也就是根据他所论述的，如果第二项修正是和国民生产性有关的话，那第一项的修正就是和国民的强度有关。他们的国际市场中价值法则作用的第一项修正是指，国际价值并非由大量支配式的强度为基础，而是以最重要的国民强度的加权平均为基础形成的。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大量支配规定和加权平均规定的任意解释及其修改都是错误的。C·诺伊兹斯接受了柯尔迈的加权平均的观点，但与他不同的是，她并不把加权平均规定看成是国际间价值法则的修改，而是认为与世界劳动有关。她认为取代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问题关键的是世界劳动这个范畴，它是作为国际水准下国民资本的劳动生产性的程度和强度的位阶加权平均，适用于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各种商品。她说，“世界劳动没有必要和世界市场上交换的各种商品的大量生产条件相一致”。可以看出，这是对于大量支配规定的否定，对于加权平均规定的肯定。加权平均的规定与世界劳动相关联，这比柯尔迈的定义更加不确定。和诺伊兹斯有同样见解的格拉里奇古认为：在国民强度及生产程度的加权平均基础上的国际价值及世界市场价值的成立，使国际价值和世界市场价值间的交换产生，一方面，平均以上的生产性及强度的国民资本带来了特别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平均以下的生产性和强度的国民资本不能实现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里也同样把加权平均规定与世界劳动结合起来理解。但诺伊兹斯和格拉里奇古所说的加权平均规定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把加权平均规定看为国际市场价值的规定，他们只不过把国民强度及生产性等级的加权平均，即把世界劳动的范畴作为问题提出而已。即使是将国际市场价值通过加权平均来理解的柯尔迈也没有对国际市场价值有进一步的深入考察。诺伊兹斯和格拉里奇古就更是如此了。在他们看来，在马克思的论述当中，可以看为是世界均等化的只有商品的价格和利率。与此相对应，利润率、劳动报酬、地租都没有世界的平均化。但是，如果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这些已均等化的或没有均等化的都会各自以规定的大小列入资本家的计算。然而，与伊曼纽尔、帕格瓦等的“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所导致的直接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的见解不同。布休批判说以国际资本运动今天的水平来看，不应当主张一般的国际利润率的实际存在，这也是柯尔迈和曼德尔等的见解。格拉里奇古否认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和国际生产价格的成立，在国民各利润率和国民各生产价格的相互关系中推导出国际价格的形成，这点是应肯定的。但他一味依据柯尔迈的看法，将之理解为依据在世界市场并存并连结在一起的国民诸生产价格，以及国民诸利润率的加权平均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在柯尔迈和格拉里奇古的见解中，什么都和加权平均规定相联系，甚至成为对这种规定的滥用。这种规定必须作为下述国际劳动价值的规定来加以正确把握。国际价值是与世界市场中交换的各个商品相关的价值规定，与此相对的国际市场价值是有关世界市场中交换的同一生产部分的商品总量的价值规定。说国际市场价值是国际价值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的产物不仅是因为这是由世界市场的竞争所致，还因为价值规定适用同一类的商品量全部。国际市场价值是作为不断变化的国际价格的平均价格或和国际个别价值的均等化形成，由各国际个别价值的加权平均所规定的。只要这种价值规定是关于存在于市场中的同种商品的总量的规定，加权平均规定是不可能成为问题的。以上是国际市场价值规定的一般抽象，当国际的社会需要量成为具体的现实的国际市场价值规定的问题实质时，一味反复上述的加权平均规定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即笔者所提出的“市场价值在国际间适用的最大的难题”，这也是木下悦二在批判吉村正晴和松井等的见解时所提出的。此外，涉谷对木下学说加以补充，从竞争的角度批判市场价值论的国际应用。但涉谷的这种批判是基于对市场价值论的国际应用误解的基础上所造成的。市场价值并不是关于各个商品的价值规定，它是同一生产部门的商品量全体的价值规定。因此，这种市场价值规定的国际应用并不是在只由各国的贸易资本组成的一个部门中适用，而是必须适用于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国民的商品量全体。必须认识到不仅是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国的贸易资本，同一部门的各国国内目前未参加国际交换的资本，也同样参加了这个国际市场价值形成的运动中。 在日本的国际价值争论中，不仅有围绕着国际价值论研究的基本问题的争论，比如国际间价值法则的修正、国际价值、世界劳动、国际等价交换及不等价交换、国际间货币相对价值的差异，国际市场价值等。还有围绕着国际榨取、基轴产业、国民生产性、贸易超过利润的源泉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激烈的意见对立。如果将日本的国际价值研究加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名和、松井、吉村等为代表的国际价值实体肯定学派，另一个则是以木下、行泽、木原等为代表的国际价值实体否定学派。此外，还有不属于这两个派别的中间派，有的中间派别对世界劳动加以肯定，却对国际价值和国际市场价值加以否定；而有的中间派对国际价值和国际市场价值持积极的观点，但对世界劳动持完全消极的态度。笔者的态度当然属于第一学派。但笔者也并非认同第一学派中的所有理论。在结尾处还想指出一个问题。笔者曾在信用理论研究会编辑的《信用理论研究入门》一书中执笔了《围绕多国籍企业与资本输出问题》一文。在执笔过程中，我认识到国际价值论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即在作为资本积累论的国际应用问题上的资本输出论和在现代资本输出分析中的国际分工论的视点上，应用国际价值论而构成资本输出的一般理论等，将是国际价值论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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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应当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研究一国国内市场与经济运行方式的国民经济学,二是研究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世界经济学。《资本论》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部分,我们说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通常是就这一部分而言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经济学部分是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的,因此,我们把国际价值论称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第二基石。不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来看,或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来看,新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都应该包括以国际价值论为基础、研究世界市场经济的世界经济学部分。 一、马克思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通常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理论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把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而这一部分又往往被当作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和发展。 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首先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马克思眼中,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整体系是什么,二是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代经济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其实许多人是清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资本论》开始写作之前,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写作有一个“六册计划”。 《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而到了50年代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了。1857年8月,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第3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写作计划,即“五篇计划”。 他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他完整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显然,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和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将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纳入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写作计划。“五篇”计划虽然前后三次进行了细节的修改,但是,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点始终不变。 1858年2月,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学写作的“六册计划”:“全部著作分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②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一次向公众正式地宣布了他的“六册计划”。他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③ 很显然,“六册计划”是以严密的逻辑联结而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是以“资本”这一最为抽象也是最为本质的经济范畴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并且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分析方法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考察。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用分号将这六册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考察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范畴,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考察的重点则是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因此,马克思始终都把对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的考察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前三册与后三册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分别是《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第四册《国家》研究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内的总和,或称为“生产者国家”。④在这里,前三册所研究的三大阶级结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国家”概括起来。同时,第四册《国家》又是研究第五册《对外贸易》和第六册《世界市场》的逻辑起点。在《对外贸易》中,逻辑的发展上升了一个层次,研究作为各个行为主体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者国家”跨出一国国界所发生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资本输入与输出、汇率等内容。接着,在《世界市场》中,逻辑进一步发展,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发展成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⑤因此,在后三册中,马克思也是根据逻辑与历史的发展行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及其通过对外贸易而实现的在世界市场上的总体发展。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世界市场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 同时必须看到,马克思对于这六册前后两大部分的篇幅安排是有差别的,他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整个著作将分为六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论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以存在的基础和本质特征,这些经济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必须详细地论述。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这些最本质、最抽象的经济范畴,才能在此基础上去研究较为具体和复杂的“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其他经济范畴。此外,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世界市场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还未最终形成,内在的各种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因此,马克思本人“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论述”,但是,他认为,这样“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⑦ 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后来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从总体上看只是“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三章的内容演变而来的,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和论述了“六册计划”中其他各册的内容。 马克思始终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作为《资本论》的一个“可能的续篇”。⑧他认为“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世界市场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⑩遗憾的是,马克思本人来不及完成其宏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写作计划,无法亲自建立其所设想的世界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二、国际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二基石 在马克思的“六册计划”中,前三册是以一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而后三册则突破国家界限来考察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以研究一国经济运行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学,二是以研究世界市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这里所说的国民经济学不仅仅指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学,也应该包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部分,其理论基石是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价值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因此,我们把劳动价值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基石。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世界经济学,它的基石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理论,应该是建立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上的运用与发展,是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分工和国际利益分配等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的本性,当国内狭小的市场限制了资本追逐利润的欲望时,资本就会跨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寻求自己的增殖空间。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⑾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⑿因此,在世界市场上,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才能获得自身性质的充分发展。这里隐藏着一个深层的含义,即只有在“世界总体”或世界市场这一更普遍、更高层次的商品社会中,商品才真正地表现为人类无差异的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的概念才得到最纯粹的表现并具有普遍意义,国际价值是价值实体运行的最高层次。也就是说,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在一国相对有限的市场范围内和一国相对有限的产品系列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展开,只有到了世界市场这一层次,商品内含的抽象劳动才真正表现为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这种人类抽象劳动就构成了国际价值的实体。 与国际价值这一概念隐含的内容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一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可以称之为国民价值。与国民价值相比,国际价值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它不仅抽象掉了生产者个体之间的劳动差异,而且还进一步抽象掉国家之间的差异,从而使价值真正地体现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的、无差异的抽象劳动。各国生产者的个别劳动在世界范围内经过再抽象,就转化为世界劳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抽象劳动构成国际价值的实体。诚然,与国民价值的实现相比,商品的国际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还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如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壁垒、国际金融制度、各国的法律政策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否定商品的国际价值的存在,只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影响国际价值的实现。国际价值仍然是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所具有的本质的社会属性。 “价值”从个别价值,经过国民价值,最终到国际价值的逻辑演绎过程,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从复杂中的简单入手,再从简单到复杂的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因此,以世界市场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自然就应该建立在世界市场层次上的“价值”即国际价值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国际价值论在本质上属于劳动价值论在最高层次上的概括,它是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上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来不及写作完成的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后三册”,即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的理论大厦,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国际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把国际价值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二基石。 三、关于新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体系问题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体系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中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高校都在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意的教材体系,例如将原来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合并,把侧重点放在探讨市场经济一般,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来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规律等等。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也使理论更加接近于现实。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考虑到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要求,我们将发现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这种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都是有限的,既不能完全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也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和理论本质。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当代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成果,建立包括国民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体系。按照我们的理解,新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具体内容和体系可以这样安排: 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分析)。国民经济分析部分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共性到个性的逻辑过程,研究一国国内的生产方式、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国民经济分析”部分可分为三篇: 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包括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与周转、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 第二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与结果,探讨一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运行机制、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第三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研究一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生产方式、商品流通方式与收入分配方式等基本内容。 第二部分: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分析)。世界经济分析部分是以国际价值理论为基础,研究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充分发展”及其运动方式,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分工、国际利益分配等具体内容,从而揭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 “世界经济分析”部分可包括以下三篇: 第一篇,世界市场经济一般。主要研究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分工的变化、商品的国际价值、决定商品国际价值的世界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及其表现形式等世界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第二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主要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等等理论。 第三篇,世界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在对经济全球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包括国际分工、国际利益分配和世界市场运行中产生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机制等内容。 四、国际价值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二基石的国际价值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价值量的规定问题,二是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第一,关于商品国际价值量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说明劳动强度对工资国民差异产生的影响时较明确地谈到了国际价值的量的规定问题。马克思写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⒀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商品的国际价值的量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商品的国民价值是由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商品的国际价值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⒁但是,具体地说,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又是如何平均而来的呢?是各国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算术平均,抑或是加权平均?如果是加权平均,如何确定各国的权数?尤其考虑到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区域集团内是否存在商品区域性的国际价值,它会对世界范围的国际价值产生何种影响?最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战略要求将一个商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布于各个国家,然后将各个零部件进行组装,那么,这种全球一体化生产格局又会如何影响商品的国际价值?因此,研究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马克思的本意,同时要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对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因素进行充分的考察。 第二,关于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马克思在谈到国际价值的作用时,曾经写道:“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⒂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不仅如此,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表现出新的特征。这种“更大的变化”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把它主要归结为“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国内市场上,市场供求状况和市场结构是使得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世界市场上,除了供求关系和市场结构之外,国家利益的独立性与各国主权的神圣性也是影响国际价值规律自发产生作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从全球福利增进的角度看,应致力于消除限制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因素,促进全球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从各国的角度看,任凭国际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对于本国却未必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因此,国际价值量的规定性与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既是国际价值论两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也是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探讨包括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利益分配的内在机制及其相互联系,建立能够正确反映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 注: ①④⑤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7、391页。 ②③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1、553～554、53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6页。 ⑧《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⑨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⑩⒀⒂《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1、613- 614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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