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与文化哲学的新发展

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论述题 1、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问题，结合无私新文化运动史实来谈。~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著，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拚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下面是思潮详解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那么单纯了，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也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伴随着繁荣的研究局面，研究者对研究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进入了90年代既繁荣又深刻自省的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好转，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不断得到清算，80年代初的唐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个“复苏”的过程。如果将这个“复苏”理解为对十年“文革”中被扰乱了的学术秩序的拨乱反正，则这个“复苏”的过程很短暂，因为与此同时，正常的、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研究已蓬勃展开，80年出版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计，81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即有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刘开扬《唐诗通论》、裴斐《李白十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沈祖菜《唐人七绝诗浅释》、朱东润《杜甫叙论》、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等。许多优秀的论文尚不计。任半塘《唐声诗》上下编近90万字的巨著是82年出版的，据作者的“跋”，此书始撰于50年代，是其《唐戏弄》的“伴侣”之作。具体到任半塘，其研究的步伐即无“复苏”可言。当“文革”极左思潮横行之际，大部分研究者不过是“舍之则藏”而已，一旦政治气候适宜，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即告开始。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也是有代表性的。对李商隐及其诗歌，50年代起，就有“唯美主义”的评价，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微。70年代，李商隐被无端戴上法家诗人桂冠，所谓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但都陷入了“儒法斗争”的泥淖里。80年代初，吴调公即有一系列李商隐研究文章写出，至82年结集出版《李商隐研究》。作者在“后记”中追述其从迷恋到研究李商隐的40余年历程，其研究的路径并未因“儒法斗争”而有所中辍或改辙，一旦坚冰打破，则40余年的学术积累便喷薄而出。老年学者如任半塘、中年学者如吴调公，其学术承传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说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复苏”过程很短暂。

　　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宽松，研究者不再心存疑虑，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繁荣（繁荣中又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短短十年间，出版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著作有300多部，除去普及性、知识性的著作外，仍有200多部；发表于各种学术、文学刊物上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多达8000篇左右。除去欣赏性、知识性文章和为电大、函大、业大学生写的辅导性文章，仍有7000余篇，超过了此前30年的总合。这些著作和文章，几乎涉及到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无论初盛中晚和五代，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和词，无论大小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皆有涉及。个别冷僻的作家（如王梵志等）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个别热门的作家（如李白等）更是得到了“抽茧剥笋”式的研究。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80年代前期的出版业，在“久蛰”之后特别显得勃勃有生气，几无“亏损”二字可言，无论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其印数动辄在万册左右，如任半塘《唐声诗》82年初版印数即达一万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的形式复刊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全国各高校学报和各地的学术刊物、文学杂志、自考辅导刊物纷纷出刊，为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80年代是学术研究的春天，历史上唐代文学被视为“显学”，此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除了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原因外唐代文学拥有最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除了正规大学以外，电大、函大、业大等成人自学性质的大专教育如雨后春笋，因“文革”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于此就读，而“汉语言文学”是这些学校开设的一门主要专业。这是一种自觉的“求知”型的专业选择，与90年代后成人自学更广泛的“求职”型专业选择大不相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阅读与欣赏”的节目，以古典文学作品的讲解为主，并不定期出版所播的文章，深受听众读者欢迎；中华书局旨在普及古代文化、文学知识的刊物《文史知识》也应运而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集》大受欢迎，一印再印，当年印数达到13万册。在全国读唐诗、欣赏唐诗的热浪中，上海辞书出版社邀众多知名学者撰写千余篇唐诗佳作欣赏稿，编成《唐诗鉴赏词典》，将普及唐诗知识、学习和诵读唐诗的热潮推向了更高潮，而此词典的多次印刷，也几乎创造了当代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前面说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在繁荣中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一部分即指此。

　　80年代初，唐代文学老、中、青研究者一时聚汇。老一代学者指50年代前即已学问有成者，以钱钟书、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林庚、傅庚生、霍松林为代表；中年学者指50年代受教育、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者，以陈贻xìn＠①、王运熙、傅璇琮、袁行霈、周勋初、罗宗强为代表；青年学者指80年代初毕业的本专业研究生。老一代学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经验，分别是各学术流派、学术风格的代表人物，受5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空气渐缩渐紧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空间也愈来愈窄，有些学者长期处于“封笔”或“半封笔”的状态。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他们以垂暮之年而焕发学术青春，著述不辍，成为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年学者的学问基础是在国内政治局面较为安定的50年代打就的，基础较为雄厚、功夫较为扎实是他们的优长，至80年代后期，随着老学者的衰病或谢世，他们逐渐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新一代研究生多数受教育于60年代，“文革”开始时。他们基本完成大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学业的中辍固然使他们受到损失，但他们原已具备自学能力，足以自我“补充”，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学问传承有自、思想敏锐、善于吸纳新思维新方法是他们的优点。以上三方面人才，皆因80年代初特殊的学术环境而激发且汇于一起，促成了唐代文学研究局面的繁荣。

　　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其后又有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李白研究会、杜甫学会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分支机构李商隐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王维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学风严谨、活动规范使它成为大陆学术团体中成效最好的学会之一。学会办有两种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前者以刊载会议论文为主，后者则反映当年学术信息。学会对加强大陆学者、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学者的学术联络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严格学术规范、开拓研究领域、倡导多元化研究方法等方面，起到了组织和推动的作用。

　　总的看来，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是繁荣的，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甚至出现了某种越过50、60年代而与30、40年代遥相衔接并大步向前的趋势。以下简要叙述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限于篇幅，每一方面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位研究者。

　　一、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 70年代以前，大陆比较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编写时尚未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的叙述，也比较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受时代局限，其编写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评价文学现象、评价文学作品时，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主要标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学的人性和文学的审美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漠视。由社会科学院编写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种文学史著作后来成为大学文科的主要教材，其对唐代文学史发展规律、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评价，几乎成为”成说”，深入人心。80年代以来，研究者普遍开始重新审视唐代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以及作家（包括作家群体）作品（包括作品的题材、体裁，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等）在其中的因革与贡献。袁行霈为电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唐代部分）、罗宗强《唐诗小史》可以视为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作，其中袁行霈的《纲要》至80年代末发行已至20万册，影响甚大。这两部文学（诗歌）史反映了他们对唐代文学（诗歌）发展规律的独立思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实主义、人民性的方法已渐渐褪去，而人性的、审美的方法正在加强。林庚、程千帆、王运熙也有对唐代诗歌局部环节思考的论文发表，如林庚《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王运熙《〈河岳英灵集〉的编辑年代和选诗标准》（与杨明合作），或高屋建瓴，或即小见大，都是他们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厚积薄发，其共同的特点是更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陈伯海、葛晓音、赵昌平是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系统思考、用力甚勤的三位学者（陈伯海的研究将在方法论部分谈）。葛晓音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思考是从汉魏六朝开始的，她从汉魏六朝到唐选取了十数个“环节”逐一予以考察，形成个人的观点。这些“环节”的思考虽不足以形成连贯的史，但已充分显示了她不囿于成见、从“大量原始材料积累升华为理性认识”（《汉唐文学的嬗变》〈序〉〈葛晓音著作，沈玉成序〉）、进一步揭示某些规律性结论的研究特点；赵昌平研究的视野始终在唐代（主要是唐诗），他更注重对每一时期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注重诗体的演进，并刻意培养自己对文本的敏锐感觉和思维能力。他常常从某一种诗体、或某一种诗风的发展演进之中探索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此期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更多，不能一一缕述。这些研究，对90年代以后新的唐代文学史的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唐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这是一种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的文学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全新的研究，且更注重于后者（创作）所反映出的作家或时代的文学思潮。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者是罗宗强，其研究后来形成这一方面的开山之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是一部在传统的唐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以外的另一种“史”，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学研究，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拓开了一条广阔之路。

　　三、佛道与唐代文学的交叉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将佛道思想、佛道二藏与唐代文化、唐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佛教与唐代文学之研究成果引人瞩目的是孙昌武和陈允吉。孙昌武偏重于宏观的研究——即通过佛教世界观和认识论对唐代文学、文学理论和作家的影响总结一些唐代文学现象，如佛教与古文运动、佛教与皎然《诗式》等；陈允吉的研究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个案与佛教某一因子的关系，在交叉比较中探讨作家作品的底蕴，如佛教壁画之与韩愈诗歌，《欢喜国王缘》变文之与《长恨歌》等。道教与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显著的是葛兆光和钟来因。葛兆光的研究以宏观居多，钟来因的研究似更着眼于用道教法典对李商隐爱情诗歌的解密。

　　四、对唐诗艺术的研究 探究唐诗艺术魅力是80年代的热门课题之一，文章极多（流于浮泛的文章亦不少）。成就大、建树多的谈艺文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意义上“对床夜话”式亲切的谈艺，以施蛰存、霍松林为代表；一类则力图在传统谈艺以外建立理论体系的谈艺，以袁行霈、陶文鹏为代表。施蛰存和霍松林谈艺的文章后来结集为《唐诗百话》和《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施、霍都是学问渊博的老学者，说诗解颐，触手皆是妙悟，在谈艺中点染文学史知识和研究心得，是其所长。袁行霈谈艺，善从大处（如诗歌语言、风格、意象、意境等）入手，又善于将诗歌艺术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联系起来，揭示唐诗艺术的规律；陶文鹏入手处与袁同，不过他的研究以王孟山水诗艺术为主。袁行霈谈艺文章大气磅礴，陶文鹏文章则常带有新诗人的艺术感受，行文细腻，每有散文诗一般的语言点缀其中。

　　五、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结合的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是文史结合研究方法的体现（关于研究方法，下面还要另说）。此处主要介绍傅璇琮、戴伟华的研究实绩。程千帆80年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出版，对唐代进士试期间的行卷之风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幽发微的研究；继之而起的是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将唐代科举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完整考察，与此相关的士子的生活和创作一并纳入其视野之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唐代文化、官吏铨选制度与知识分子生活、创作、社会习俗的画卷。程、傅研究的意义不但在其研究本身，且对后来的研究启示意义更大。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即是在程、傅研究之后对唐代幕府制度与幕府文人创作关系的力作（如90年代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与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应是以上研究的嗣响。）

　　六、唐诗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合研究 唐诗与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有天然联系，80年代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此，而以任半塘的《唐声诗》与《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与王昆吾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唐声诗》是任半塘50年代《唐戏弄》的姊妹篇，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唐代人乐的齐言诗（即声诗）的总结性研究。而《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则是对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杂言歌辞的总结性研究。王小盾（即王昆吾）的《唐代酒令与词》一文（90年代结集出版）对舞蹈与酒筵对词的产生作用作了描绘，明显与乃师的研究相接续。

　　七、唐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名录及研究资料的编纂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风气改变的一大特点是实证之风的兴起，作家生平、诗文系年之类的考据文章大行于时。学者们有计划地着手整理大型唐代文学史料、编纂作家名录及唐集书录、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著述和论文都很多，不能一一尽述，以下择要叙述其中卷帙较大、影响较著的几项。其一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五册，80年代出版前四册）。《唐才子传》是两《唐书》文苑（文艺）传以外唯一的唐代作家传记史料，参考价值颇大。但因间收野史杂说，芜杂不实之处亦多。《校笺》吸纳近年研究成果，对其资料出处一一溯源核查，凡作家生平记载，误者正之，阙者补之，是80年代作家生平考订最重要成果之一。其二是有关唐人（或作家）名录的几部书：郁贤皓《唐刺史考》、吴汝煜《全唐诗人名考》、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唐刺史考》以唐代行政区划之道为次序，依据唐宋史籍、唐总集、别集等，录出自唐初至唐末州刺史（包括使府节镇）官员名姓、任职年代，对考订作家行迹、交游及唐人别集注释等，功用极大。《全唐诗人名考》将《全唐诗》中人名（包括以职官称、以行第称）一一予以考订。《唐诗大辞典》是一部关于唐诗知识的综合性辞典，而其中学术分量较为重要者，是有关作家传记部分。另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也是一部大型唐人名录工具书。其三是几部唐集的目录书：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以《唐诗书录》最称完备。此书将唐宋以下的唐总集、别集流传情况版本渊源，至当代整理之唐总集、别集、选集出版情况，皆予载入。其四是关于清编《全唐诗》的整理和辑佚。整理清编《全唐诗》是数代学人的愿望。1982年，中华书局合编王重民《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数种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其时有众多学者从事《全唐诗》订误、辑佚、辨伪等工作，不断有零星佚诗被发现揭出。重要的著作有河南大学《全唐诗重篇索引》等。陈尚君辑《全唐诗》佚诗4000余首，其工作至80年代末已经竣工，至1992年，与原《全唐诗外编》合并成《全唐诗补编》三巨册出版。

　　八、热点作家、热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形成了几个热点作家：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所谓热点作家，是关于他们的研究论文相对较为集中，数量也较多。热点作家原是此前唐代文学研究的客观存在，也可能与70年代学术批判（评法批儒）的逆向承接有关，例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就对李白与杜甫两个研究热点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热点作家中，李白的研究最为“盛况空前”，并且再形成与之的关的热点问题，如：出生地问题、家世问题、生平问题、几次入长安问题、交游问题、东鲁寓家地问题、卒年问题等。李白的作品，有些也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如《蜀道难》主旨、《忆秦娥》主旨及李白词真伪等。80年代的李白研究，宏观方面的不少，微观的则更多，甚至一首诗的系年、一个地名，往往也可以引起争论。其他几位热点作家的研究，虽没有如李白那样的盛况，其研究也相对较为细致，而且也形成了一些热点问题，如李商隐《无题》及《锦瑟》诗的解读、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关系，白居易《长恨歌》主旨及“新乐府运动”的有无等。热点作家、热点问题的形成，易于将研究导向深入，从而开拓作家研究的领域，取得学术的长足进步。例如80年代的李白研究、李商隐研究的成果就非常显著，“二李”研究大家辈出，如李白研究大家朱金城、安旗、郁贤皓、裴斐，李商隐研究大家刘学锴、余恕诚、董乃斌等。除此以外，学术界就盛唐气象、边塞诗评价也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九、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确立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过程，就研究方法而言，是单一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向多元的研究方法转变、过渡的过程。多元化研究方法，包括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科学方法，还包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诸如心理学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引入，扩大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瞩目的成果。董乃斌、陈伯海二位是较早倡导新方法、且是效果最好的研究者。董乃斌对新方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其论文《唐人七夕诗文论略》就是他将唐代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交叉融合的尝试。他又将新方法大量使用于对李商隐的研究上，如《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即是以符号学分析李商隐“灵智活动”（创作心理）的代表作。陈伯海是宏观研究的倡导者，并以宏观研究的方法建构新的唐诗学史，《唐诗学引论》是他宏观研究的代表著作。全书对唐诗的特质、唐诗的渊源、唐诗的流变等有精要概括的论述，是80年代优秀的唐诗学史著作。
　　80年代中后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平庸无学术价值的文章大量重复出现。例如80年代参与《长恨歌》主题讨论的文章居然多达百篇之多，大多观点重复，新意不多；在李白生平研究中，也有不顾起码的文献史料而随意性很大的文章。一种是一些号称新方法研究者的生搬硬套新名词、新概念、学术含量不高却徒然扰人耳目、甚至造成某种混乱的文章不断产生。而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终于能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取得很大成就，实有赖于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业绩并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缘故。坚持文史结合研究方法、成绩卓著、并在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中居于领军人物的是程千帆、傅璇琮。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直接启示了后来众多的同类研究；程与其弟子莫励锋、张宏生关于杜甫的系列研究，傅关于李德裕、牛李党争的研究以及由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皆以其实绩昭示研究者应该遵循的研究途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闹和喧嚣，传统的注重实证、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确立其主导的地位，多数研究者在经过一番自省后，研究心态显得更成熟、更稳定了。
　　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其成绩和经验值得回顾和总结之处尚多。以上仅举其荦荦大端而已。疏漏之处，遮所难免，敬祈识者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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