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士具有哪些性格

春秋时期有哪些有名的士？~

鲁仲连义不帝秦


--------------------------------------------------------------------------------

http://www.ruiwen.com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2005-09-05

姜健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荏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根据《史记》《战国策》《太平御览》等史籍中关于鲁仲连事迹记载综合考察，鲁仲连一生的活动轨迹大致是这样的：生于聊城，学于临淄，隐居于今桓台、高青锦秋湖附近，游于赵，死于今高青县高城镇。
幼时的鲁仲连在稷下学宫曾从师徐劫，专攻“势数”之学。因为他勤学善思，博闻强记，所以颇为老师喜爱。尤其是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很小即以辩才闻名遐迩，为时人青睐。当时的齐国人都津津乐道于他十二岁驳倒田巴以及三次责难盂尝君的故事。田已是稷下学宫赫赫有名的辩士，曾“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但十二岁的鲁仲连却以“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的例子阐明了“人应该先急后缓”的道理，告诫他“急者不救，则缓者非务”，“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提醒他国家危机四伏，形势紧急，那种为辩而辩，脱离实际的辩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似枭鸣”，和夜猫子叫没什么区别。最后田巴在鲁仲连强有力的驳斥下心悦诚服，不但当着徐劫的面夸鲁仲连是“飞兔骠袅”似的绝世英才，而且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事见《太平御览》卷464）鲁仲连在临淄稷下学宫期间，与盂尝君田文过从甚密。《战国策》和《太平御览》里记载了他与盂尝君言语交锋的三个故事。一是在《齐策三》，鲁仲连规劝孟尝君勿逐舍人。鲁仲连先是举了在一定情况下猿猴不如鱼鳖，骐骥不如狐狸，曹沫不如农夫的例子，然后阐明“故物舍其所长，亡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的道理，告诉孟尝君人各有所长，各有其短，用人的关键在于用其长而不用其短。自己不会用人，反而说人家无才并遗弃人家，这叫“不肖”和“拙”，并且指出了遗弃人才会树敌招祸的危害。最后，孟尝君听从了鲁仲连的劝告，没有驱逐舍人。二是在《齐策四》，鲁仲连讥讽孟尝君非好士。鲁仲连先用“雍门养椒亦，阳得子养”的例子反衬孟尝君养土的虚伪和吝啬，批评孟尝君薄上、贱士的做法，待孟尝君狡辩不是自己薄士，而是士今不如古之机，又用孟尝君厚待所有的马结果终得良马，厚待所有的妃子结果终得美女的事实，类比出“应该厚待所有的士以求贤才”的观点，提醒孟尝君应该普遍提高士的待遇，平等真诚的对待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象古士那样的贤才。三是在《太平御览卷184》，鲁仲连与孟尝君谈论“势数”之学，鲁仲连深得徐劫势数真传，不但理论上炉火纯青，而且实践上运用自如。他在跟孟尝君讲势数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深入浅出，形象直观的用“关门”这一日常行为做例子，简明扼要的点明“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后举之，所谓‘势数’的本质，很准确通俗地向一个外行人解释了势数审时度势、相机而动、随机应变的学科特点。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应该说，在鲁仲连的早期活动中，他是以口才超群、谈锋机警的“辩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但他和一般的辩士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稷下学宫中的“天口骈”田骈、“谈天衍”邹衍等人大多务虚谈玄，斗嘴诡辩，将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挥到尽致，而鲁仲连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而辩，为国事而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把爱国挂在嘴上，言必行，行必果，将自己的辩才直接应用到帮助田单收复失地，光复齐国的斗争实践中。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横扫齐国，半年内攻下齐七十余城，除莒和即墨两城外，齐国广大地区惨遭沦陷。五年后，即墨守将田单率军民众志成城，顽强抵抗，以火牛阵大败燕军，并乘势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了战略大反攻，“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就在复国形势一片大好之机，距鲁仲连居住地不远的狄邑（今高青县高城镇）成了田单难啃的硬骨头。在攻打狄邑之前，鲁仲连断言田单短期内攻不下狄邑，结果鲁仲连的话不幸言中，狄邑三月不克。田单既苦恼又奇怪，就去向鲁仲连请教。鲁仲连直言相告田单，过去在即墨时是“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上下一心，同仇敌 ；而现在呢，随着地位、境遇的变化，田单“黄金横带”，只顾养尊处优，“有生之乐，无死之心”，不再身先士卒，不再不怕牺牲了，所以小小狄邑就成了“拦路虎”，久攻不下。田单听了鲁仲连切中要害的分析后，恍然大悟，回去后亲临战阵，挥旗擂鼓，一举就攻克了狄城。过了不久，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鲁仲连的故乡——聊城城下。由于燕国大将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田单攻城很不顺利。正一筹莫展之机，鲁仲连来了。因为鲁仲连精通势数，对当时齐、燕两国的局势和燕将的性格、心理分析透彻，把握准确，所以鲁仲连提笔给燕国大将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里，以“攻心为上”，“擒贼先擒王”。在这封信中，鲁仲连先是结合齐、燕两国的局势，谆谆告诫燕将死守孤城是非忠、勇非智；又站在燕将的角度上，分析归燕、降齐的不同好处；最后又用曹沫和管仲的例子指出“行小节，死小耻”是不明智的做法，劝诱燕将以“小节”而成“终身之名”，以“小耻”而立“累世之功”，放弃聊城。结果，鲁仲连说到心坎里的一番话令燕将心服口服，罢兵而去。就这样，鲁仲连用语言攻下了聊城，一箭书退敌百万兵，创造了中国军事史和论辩史上的奇迹。（事见《战国策·齐策六》）从鲁仲连帮助田单攻狄、复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鲁仲连不仅仅是聪慧过人、才智非凡的语言大师，不仅仅是善于排患解难、解人缔结的及时雨和热心肠，而且更是一个急公好义、有着强烈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救民于水火的平民爱国者。他生于聊，居于狄，对聊城人民和狄邑人民感情深厚；他生逢国家败亡、山河破碎的乱世，对光复祖国充满期望；是他两次出山，助田单一臂之力的心理内因。
鲁仲连不仅在破燕复齐的进程中出奇谋，立奇功，为光复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也能时刻以齐国利益为重，扶危济困，仗义直言，一展齐国高士的风采。其中“痛斥辛垣衍，义不帝秦”的事迹广为后世传颂。据《战国策·赵策三》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周赦王五十七年（前258年），秦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 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乱了方寸。正在这紧急关头，在赵国游学的鲁仲连出现了。
应该说，鲁仲连做为一个齐国人在强秦围困下的邯郸城中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因为强秦围困邯郸的目的是为了称帝，而秦称帝对齐国的国际地位极为不利。如果秦称帝，其他五国再一归附，齐国的灭亡之日就屈指可数了。鲁仲连通晓“势数”，深谙国际力量的变化给齐国带来的后果，于是他挺身而出，为了齐国的利益拼死一辩。在平原君赵胜的引荐下，他见到了辛垣衍。首先，他直接了当、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乃虎狼之邦的本质：“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声明自己宁可“赴东海而死”也决不为之民，在魏国人面前显示了齐国人不畏强暴、反抗虐行的决心。继而具体指明了救赵的策略——迅速组建魏燕齐楚同盟，联合起来救赵击秦。当辛垣衍声称魏国不想救赵时，鲁仲连举了“齐威王生而朝周，死则叱之”的例子力陈秦称帝之害。周天子活着的时候，齐威王年年朝拜，不管周“贫且微”，也不管“诸侯莫朝”，可谓是忠诚之至，尽了臣子之礼；可周天子死的时候，仅仅因为齐国的使臣去晚了点，周的使臣就亲赴齐地，扬言要斩威王。可见，帝和臣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帝对臣的要求是苛刻严厉的，帝是“反复无常”的。鲁仲连的言外之意是，魏一旦尊秦为帝，必然要丧失国家自主权，必然要受秦的摆布和苛责，尊秦为帝，对魏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接着，当辛垣衍说畏秦，并恬不知耻的大放厥词说秦和魏是主仆关系时，鲁仲连先是用归谬法得出“秦王烹醢梁王”的假设性结论来激怒辛垣衍，后又用纣虐三公、 王轻视邹鲁的例子来警示辛垣衍，尊秦为帝，必受其辱，必遭其害。鲁仲连说，鬼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个诸侯，对纣王是极端忠诚，毕恭毕敬的。可是鬼候把女儿献给纣王，纣王因为嫌他女儿丑就把他剁成了肉酱；鄂侯替鬼侯说情，讲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纣王晒成了肉干；文王听到鬼侯鄂侯的遭遇，仅仅表示了一下同情，叹了口气，纣王就把他关进 里一百天，想趁适当的机会杀死他，可见，“帝”从来都是残暴专横，蛮不讲理的。不管你赤胆忠心也好，不忠诚也罢，只要稍微违背了他的意愿，惹他不高兴，他就会对你横加杀戮，视你为草芥。鲁仲连向辛垣衍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告诉辛垣衍，即使就如辛垣衍所言，魏国甘愿臣服秦国，秦国也不会放过魏国。你越软他就越欺负你，直至把你灭亡。鲁仲连又说，乐毅破齐后遑遑如丧家之犬的齐 王，就因为有过“东帝”的称号，便不把鲁国和邹国放在眼里。明明是亡国之君，到人家国家里避难，却偏要摆出帝王的威严， 三喝四，要这要那。鲁国人准备用猪、牛、羊各十头的太牢招待他他都嗤之以鼻，竟然要求鲁国国君避开正朝住在外面，交出钥匙、撩起衣襟、端着几案在堂下侍候他进餐。邹国国君刚刚去世，齐 王吊唁时，竟让邹国人把国君的灵枢从北面移向南面，让他坐北朝南吊唁。鲁仲连通过这个例子提醒辛垣衍，魏国假如尊秦为帝，秦就会以帝的身份来苛求、命令魏做这做那，不会再把魏当成平等的诸候来看待。到那时，魏将不会有尊严可言，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秦为刀俎，魏为鱼肉”。最后，鲁仲连又从魏王和辛垣衍的个人角度有针对性的分析了他们尊秦为帝的下场。如果尊秦为帝，秦国会越来越野心膨胀，肆无忌惮。秦王会安排他的人，如大臣、子女呀进入魏国的宫廷，会慢慢的让梁王成为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傀儡，会架空梁王，使他成为有名无实、完全听命于秦的“买办”。而那时的辛垣衍，也会因为他是魏王的心腹而被秦想方设法排挤出朝臣的行列，不再有现在的尊位和荣华富贵。由于鲁仲连在连续重复述说尊秦为帝的危害的基础上，切入了辛垣衍的要害，所以，辛垣衍听了坐立不安，最后改变了主张，声称自己再也不敢妄谈尊秦为帝的事了。因而鲁仲连的一番既慷慨激昂又含蓄深刻的说辞取得了效果，大获成功。鲁仲连说服辛垣衍后，秦将为之震惊，后撤50里。再后来，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平原君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坚辞不受；又赠给鲁仲连千金，鲁仲连仍是坚辞不受。最后，弃金钱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的鲁仲连，甩下一句：“对于天下人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排患解难，却从不索取回报。如果有所取，那就是商人的勾当，我不愿做。”飘然而去。应该说，从整个事件来看，鲁仲连表现出了齐之高士的爱国、清廉、仗义的高尚德操，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鞭辟入里、简洁含蓄的论辩艺术，真可谓智勇双全、德才兼备。
总而言之，从上述鲁仲连的七事，特别是义不帝秦的壮举，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鲁仲连在思想上、人品上、辩术上异于并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在思想方面，鲁仲连是一个融汇贯通、多元并存的综合体，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所结出的硕果和奇果。在他的身上，有纵横家的影子，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作风，又与苏秦、张仪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截然相反；他受名家辩士辩术的熏染，而又能跳出“为辩而辩”的泥沼，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但他的“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平民参政意识和彻底摒弃富贵金钱的高土作风又与孔孟之道决不苟同；他受墨家影响，有很明显的“兼爱”、“非攻”行为，但行动又远比墨家大气、积极；他隐居海上，有道家遁世之风，但又不完全归隐，决不肯老死山林，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行动。在人品方面，鲁仲连的爱国爱民、排患解难、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奋；在辩术方面，鲁仲连善用譬喻，善于举例，善于分析形势和说话人心理，语言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语言财富。可以这样说，深遂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组成了一个富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鲁仲连。
英雄永垂不朽，高士光照千秋。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的人们推崇鲁仲连的精神，学习模仿鲁仲连的作风，继承发扬鲁仲连的浩然正气。晋代的左思曾以“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的诗句，赞美鲁仲连；唐代的李白在《古风十九首之十》中极力推崇鲁仲连“却秦振英声”的壮举；周恩来总理也在《大江歌罢掉头东》中借用“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鲁仲连遗事，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可以这样说，一代又一代的“鲁仲连”们，承袭“鲁仲连”的精神，把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敏的民族，不断的推向繁荣富强，不断的推向幸福和光明。

士是周以来的一个贵族等级，是贵族的最下层

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

以上三个等级都有一定的田产，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而士不能占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

但是士阶层也有自己的贵族尊严，佩剑是贵族的标志，因此无论士有多穷也要佩剑，因为这代表他贵族的尊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有恒心”

在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时期一些居于士阶层的大夫家臣就掌有重权，例如孔子时代的阳虎，到了战国时代，士主要分为几个类型：文士、武士、辨士和谋士，根据他们的名字就能够猜出他们的专长

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诸侯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客，主公为他们提供食宿，他们就要对主公尽忠，但他们绝对不是奴隶，因为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公失势或对他不好，他就可以选择离开

战国四公子都有蓄养门客的习惯，经常门下食客三千，信陵郡窃符救赵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就是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是士

士后来发展成为农民和小地主

在孔子的学说中，士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重任，孔子认为当时的士是周朝的希望

东汉之后出现的士族已经和周代的士很不一样了

士这个阶层一直维持到西汉，韩信的谋士蒯通就是士

2.
战国时期的士------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 《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子·�显学》说："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例如管仲、鲍叔早年就曾经商。范蠡是士人经商致富的典型。子贡既是士，又是大商人。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著名的士兼商人。到战国有了"商贾之士"的说法，《商君书·算地》说："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如《荀子·非相》："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战国时期这一类的士人颇为活跃，有的参与国政。"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 秦始皇统一之后，"悉召文学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

三)低级官吏。有些低级官吏称之为"士"。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司法官的属吏称"士"，《孟子·梁惠王下》载："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纸级的属官。第二种是指基层临民的官吏。这种士有其治所，如《非攻下》云："士不暇治其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为"士"。第三种泛称各种属吏。《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注："庶士，府吏之属。"
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士"、"豪士"、"车士"、"都士"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士成份之复杂和在社会上分布面之广，这说明士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名士有：

宁越、徐尚、苏秦、杜赫 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 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 等

范 蠡
春 秋 后 期 越 国 名 臣。 字 少 伯， 楚 国 宛 （今 河 南 南 阳） 人。 精 通 韬 略， 足 智 多 谋， 拜 为 大 夫。 勾 践 三 年 （前 494）， 吴 王 夫 差 大 破 越 军， 勾 践 偕 妻 等 入 吴 称 臣。 范 蠡 亦 作 吴 国 人 质 两 年。 归 国 后， 辅 佐 勾 践 卧 薪 尝 胆， 图 强 雪 耻。 经 过 10 余 年 努 力， 越 国 终 于 转 弱 为 强。 勾 践 十 五 年， 吴 王 夫 差 率 精 兵 北 赴 黄 池 （今 河 南 封 丘 西 南） 会 盟 诸 侯， 留 太 子 与 老 弱 守 国。 在 范 蠡 建 议 下， 勾 践 发 兵 伐 吴， 袭 破 吴 都 （今 江 苏 苏 州）， 杀 吴 太 子。 勾 践 二 十 四 年， 越 军 在 围 吴 都 三 年 后 破 城， 夫 差 自 杀。 越 国 终 于 吞 并 吴 国。


范 蠡 在 灭 吴 后， 决 计 激 流 勇 退， 乘 舟 浮 海 到 达 齐 国， 定 居 于 陶 （今 山 东 定 陶 县）， 改 称 鸱 夷 子 皮， 又 改 名 陶 朱 公， 以 经 商 致 富。 他 认 为 对 付 敌 人 要 随 形 势 变 化 制 定 计 策， 强 盛 时 应 戒 骄， 衰 弱 时 要 争 取 有 利 时 机，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使 转 弱 为 强。 又 认 为 物 价 贵 贱 的 变 化， 是 由 于 供 求 关 系 的 有 余 和 不 足， 主 张 谷 贱 时 由 官 府 收 购， 谷 贵 时 平 价 售 出。 其 言 论 见 于 《国 语· 越 语 下》 和 《史 记· 货 殖 列 传》。

墨 子 也 是 中 国 古 代 逻 辑 思 想 的 重 要 开 拓 者 之 一。 在 《墨 子》 一 书 中， 他 比 较 自 觉 地、 大 量 地 运 用 了 逻 辑 推 论 的 方 法， 以 建 立 或 论 证 自 己 的 政 治、 伦 理 思 想。 墨 子 最 早 提 出 名 实 必 须 相 符 的 思 想。 他 还 在 中 国 逻 辑 史 上 第 一 次 提 出 了 辩、 类、 故 等 逻 辑 概 念。 在 《耕 柱 篇》 中， 要 求 “能 谈 辩 者 谈 辩”， 并 要 求 将 “辩” 作 为 一 种 专 门 知 识 来 学 习。 他 在 反 驳 别 人 的 观 点 时 常 说 “子 未 察 吾 言 之 类， 未 明 其 故 也”， 并 把 “无 故 从 有 故”， 即 没 有 理 由 的 服 从 有 理 由 的 作 为 辩 论 的 原 则。 墨 子 的 “辩” 虽 然 统 指 辩 论 技 术， 但 却 是 建 立 在 知 类 （事 物 之 类） 明 故 （根 据、 理 由） 基 础 上 的， 因 而 属 于 逻 辑 类 推 或 论 证 的 范 畴。 墨 子 所 说 的 “三 表” 既 是 言 谈 的 思 想 标 准， 也 包 含 有 推 理 论 证 的 因 素。 墨 子 还 善 于 运 用 类 推 的 方 法 揭 露 论 敌 的 自 相 矛 盾。 由 于 墨 子 的 倡 导 和 启 蒙， 墨 家 养 成 了 重 逻 辑 的 传 统， 并 由 后 期 墨 家 建 立 了 第 一 个 中 国 古 代 逻 辑 学 的 体 系。 墨 子 的 哲 学 思 想 反 映 了 从 宗 法 奴 隶 制 下 解 放 出 来 的 小 生 产 者 阶 层 的 二 重 性， 他 的 思 想 中 的 合 理 因 素 为 后 来 的 唯 物 主 义 思 想 家 所 继 承 和 发 展， 其 神 秘 主 义 的 糟 粕 也 为 秦 汉 以 后 的 神 学 目 的 论 者 所 吸 收 和 利 用。 墨 子 作 为 先 秦 墨 家 的 创 始 人， 在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产 生 过 重 大 影 响。 墨 子 在 上 说 下 教 中， 言 行 颇 多， 但 无 亲 笔 著 作。 今 存 《墨 子》 一 书 中 的 《尚 贤》、 《尚 同》、 《兼 爱》、 《非 攻》、 《节 用》、 《节 葬》、 《天 志》、 《明 鬼》、 《非 乐》、 《非 命》 等 篇， 都 是 其 弟 子 或 再 传 弟 子 对 他 的 思 想 言 论 的 记 录。 这 是 研 究 墨 子 思 想 的 重 要 依 据。


商 鞅
战 国 时 秦 国 政 治 家。 姓 公 孙， 卫 国 贵 族， 又 称 卫 鞅 或 公 孙 鞅。 年 轻 时 好 刑 名 之 学， 在 魏 相 公 叔 座 门 下 任 中 庶 子 （或 作 “御 庶 子”）。 公 叔 座 临 终 前 将 其 推 荐 给 魏 惠 王， 惠 王 不 能 用。 商 鞅 闻 秦 孝 公 下 令 求 贤， 发 愤 图 强， 乃 离 魏 去 秦， 以 变 法 强 国 之 术 说 孝 公， 孝 公 以 商 鞅 为 左 庶 长， 下 令 变 法。 变 法 令 下 达 后， 商 鞅 以 三 丈 之 木 置 于 国 都 南 门， 募 民 有 能 徙 木 于 北 门 者 赏 10 金， 但 无 人 响 应。 他 又 将 赏 金 增 至 50 金， 有 一 人 应 募， 即 获 得 50 金， 以 此 来 取 信 于 民。 当 时 太 子 犯 法， 商 鞅 刑 其 师 傅 公 子 虔、 公 孙 贾。

屈 原（前 339 ？ ～ 前 278 ？）
战 国 末 期 楚 国 人， 杰 出 的 政 治 家 和 爱 国 诗 人。 名 平， 字 原。 楚 武 王 熊 通 之 子 屈 瑕 的 后 代。 丹 阳 （今 湖 北 秭 归） 人。

生 平


屈 原 一 生 经 历 了 楚 威 王、 楚 怀 王、 顷 襄 王 三 个 时 期，而 主 要 活 动 于 楚 怀 王 时 期。 这 个 时 期 正 是 中 国 即 将 实 现 大 一 统 的 前 夕， “横 则 秦 帝， 纵 则 楚 王。” 屈 原 因 出 身 贵 族， 又 明 于 治 乱， 娴 于 辞 令， 故 而 早 年 深 受 楚 怀 王 的 宠 信， 位 为 左 徒、 三 闾 大 夫。 屈 原 为 实 现 楚 国 的 统 一 大 业， 对 内 积 极 辅 佐 怀 王 变 法 图 强， 对 外 坚 决 主 张 联 齐 抗 秦， 使 楚 国 一 度 出 现 了 一 个 国 富 兵 强、 威 震 诸 侯 的 局 面。 但 是 由 于 在 内 政 外 交 上 屈 原 与 楚 国 腐 朽 贵 族 集 团 发 生 了 尖 锐 的 矛 盾， 由 于 上 官 大 夫 等 人 的 嫉 妒， 屈 原 后 来 遭 到 群 小 的 诬 陷 和 楚 怀 王 的 疏 远。

孙 武
古 代 军 事 学 家， 中 国 古 代 军 事 学 的 奠 基 人。 春 秋 末 期 吴 国 将 军。 字 长 卿， 齐 国 乐 安 （今 山 东 博 兴 北， 一 说 惠 民） 人。 生 卒 年 不 详， 约 活 动 于 公 元 前 6 世 纪 末 至 公 元 前 5 世 纪 初。 因 齐 国 内 乱， 孙 武 出 走 吴 国。 经 吴 国 重 臣 伍 员 推 荐， 向 吴 王 阖 闾 进 呈 所 著 兵 法 13 篇， 被 重 用 为 将。 吴、 楚 争 夺 霸 权， 长 期 战 于 江 淮。 孙 武 与 伍 员 等 辅 助 阖 闾 制 定 袭 楚 方 略， 使 楚 疲 于 奔 命， 国 力 耗 损。 吴 国 “西 破 强 楚， 北 威 齐、 晋 ， 南 服 越 人” （《史 记· 伍 子 胥 列 传》）， 以 一 隅 之 地 而 称 霸， 孙 武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所 著 《 孙 子 兵 法》， 总 结 了 春 秋 末 期 及 其 以 前 的 战 争 经 验， 在 中 国 和 世 界 军 事 史 上， 最 早 比 较 系 统 地 涉 及 战 争 全 局 问 题， 首 次 揭 示 了 “知 彼 知 己， 百 战 不 殆” 这 一 指 导 战 争 的 普 遍 规 律， 总 结 了 若 干 至 今 仍 有 科 学 价 值 的 作 战 指 导 原 则， 是 不 朽 的 军 事 名 著，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广 泛 而 深 刻 的 影 响。

　　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本文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称呼由来已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车乘甲兵由城邦的国人组成，野人只能当徒兵，而士则是这支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国语·鲁语》说：大夫有“贰车”，士有“陪乘”。所谓“乘马之法”是“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③，甲士即由士担任。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必须履行的义务。《礼记·王制》云：“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士除了担任军事力量的骨干之外，还是城邦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礼记·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马选拔士之贤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论”的制度。“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成书时代虽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但《王制》所载的一些制度当有历史根据。《国语·周语》载内史过谈到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虽然是低于大夫的贵族等级，也和大夫一样可以担任官职，但多数情况下是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国语·鲁语》说，卿大夫“序业”，士则“受业”，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士作为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税收府库这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执法的任务。《周礼·秋官·小司徒》：“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小司寇”属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职责都是听讼断狱。执法之吏多由士承担，这大概与古代兵刑不分的传统有关。

　　先秦文献中的“君子”，是贵族的通称，而“士君子”则专指有官职的士。《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同书《尚贤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由于士的贵族身份是城邦国家各级官吏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以文献中有时也用“多士”来泛称各级官吏。如《诗经·周颂·清庙》就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的诗句。

　　但是无论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闲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孙诒让云：“谓不为君臣，则与民同受九职之功，而不得受分颁之赐给也。”①“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他们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但仍要服兵役。《诗经·国风·标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野有蔓》：“士与女，方秉蕳兮。”所咏之“士”应多是不任官职的士。

　　《管子·小匡》记齐桓公问“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说：“圣人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②。其实，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虽属后起，但他们原先确实是各有居处而不得混杂的。在国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区。《国语·齐语》有同样的记载：“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昔圣王”之时，当指先前的西周时代。这种依身份划分和带有封闭性的居住区的布局，是由当时阶级关系别贵贱的需要所决定的。士是低层贵族和有职之人；农是具有国人身份的农民；工商食官，劳动者大多是奴隶。他们各有居处，不相往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②。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③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前引《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④。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⑥，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①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划等号。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谈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时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学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战国之前，在“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的情况下，“道”是不离“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官师治教分”，“道”和“器”就分离了。自此之后，诸子皆纷纷言“道”了。“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①

　　余英时在引用章学诚上引这段话时说，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②。关于官师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复合，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认为春秋战国之后“道”、“器”分离是学术发展的趋势，“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而是“仁见谓仁，智见谓智”，这个见解确实是很精当的。余英时把章学诚这段话援引为“道统”观念当时“已露其端倪”的佐证，似与章氏原意并不一致。“道”、“器”分离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崛起，其中有些人确实只是坐而论“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经多元化，“因人而异其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庄子慨叹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之后，“内圣外王之道”就“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了。他所说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百家众技”，就包括上文所举各方面的专门家在内。他们虽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对“道”感兴趣，而只从事器用之学，但也属“百家”的一部分，也应归入新兴的知识阶层。西方近代学者把知识分子限定在关心社会政治现实并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这一群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和演变时，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来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战国时代，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份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统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出现了百家纷呈，“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局面，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在《周礼》和《管子》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甘德、石申的“星占”记录了观测天文的珍贵资料，《禹贡》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墨经》反映了我国古代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总结了传统农业的重要生产经验。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珍贵历史遗产的作者，我们显然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古代知识阶层之外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篇首曾正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惜他并未能把这一观点贯彻到自己的论述当中。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关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突破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化事务专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①在余英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以儒、墨两家为先导的诸子，正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②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①“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②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决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个多义性的概念。《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或万物之宗。在儒家学说中，“道也者，治之经理也”③，亦即是一种治国的常规条贯。余英时认为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义学说。孔子“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④。对于孔子学说的真谛，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诠释。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道”，并不始于孔子和儒家学派。《尚书·康王之诰》⑤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之后人。”这里所说的“道”，即是对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全色，小心翼翼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仲山甫可以说是恪守“道”的一个典型。《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同书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强调为政之道要“利民”、“为民”，这种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后学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尽管孔子和儒家学派对“道”的诠释赋于了更多的新的内容，但我们却不能抹煞它与先前“道”的观念的历史联系。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绳。但如前所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的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先前“道”观念的一些积极内容，强调士要“志于道”，亦即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篇又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是，孔子对“道”的这种要求，其弟子门人未必都能做到。至于其他学派或没有学派的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们或者是谈不到“志于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与儒家所理解的“道”并不一样。杨朱“为我”，他的“道”与余英时对“道”所诠释的“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墨子“兼爱”，倒是可以说发展了“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但这种泛爱的关怀却又受到儒家的非议。孟子就把墨子和杨朱一锅煮，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儒家鼓吹仁义，法家则公然宣称明主“不道仁义”②。先秦诸子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扞格不入，乃至互相攻击，怎么能把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说成是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并且说正是孔子对新兴知识阶层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呢？③“士志于道”是孔子理想主义的精神，把这种理念看作是现实生活中新兴知识阶层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一种虚幻的颠倒，并不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际。

　　余英时强调士的价值取向“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①其实，驱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去求学、求职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动力，决不是什么“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现实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对经济利益与权势的追求。《吕氏春秋·博志》载：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家贫，为兄弟嫂妹妻妾耻笑，“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他取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后，昆弟亲友惶恐恭迎，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宁越与苏秦求学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知识阶层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墨子·尚贤》说：“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正如钱穆所说，儒墨两派的门徒都“相望以仕进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②孔子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此劝人学。”③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的深刻的诠释。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饥饿。这完全符合当时士的价值取向。荀子同样也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④

　　我们不赞成把“士志于道”说成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认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确实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②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非常“志于道”的，但他们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禄”对立起来。孔子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③。孟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④当然，士的流品很复杂，所以价值取向也很不一样。有的“仰禄之士”只热衷于追求富贵，与“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一些以口舌猎取富贵的游说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士志于道”不能用来概括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说之士，同样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余英时引用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认士阶层有分化，又说：“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⑤其实，自从春秋时代士不再完全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新兴的知识阶层出现，其流品便已日趋复杂，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

　　当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时，所谓“士食田”，说明他们是有恒产而不必仰禄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称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凭藉和道德标准，而是因为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垄断了文化知识，排除社会下层广大的平民和奴隶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西周士的这种封闭性，使得一个超越贵族阶级之外的知识阶层无从产生。只有在贵族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⑥，才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

---

乌苏市15332918237： 春秋时期的士具有哪些共同的品格??？
牧枯圣诺： “士为知己而死”这是当时士普遍的一种态度,所以他们往往不计国籍民族,愿意投奔他国,甚至投奔敌国辅助该国国君攻打本国.当然也有例外,屈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才华横溢”“各有专攻”也是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如果国君不任用他他就投奔别国.所以说“追求功名”也是当时一种. “耿直”也是其中品格之一,许多士“敢于直谏”,指出国君的错误,甚至不畏杀身之祸.

乌苏市15332918237： 古代士人有哪些特征? - ？
牧枯圣诺： 1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 2 西周时的士人是贵族序列中最低的一个等级; 3 春秋时,士人利用熟悉古典文献的优势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互相辩驳; 4 战国时的有些士人为了施展政治抱负而周游列国,劝说国君采用自己的主张, 是各国改革、外交的主要参与者;战国时期的士人自诩“以天下为己任”. 在同各国国君的关系上,强调人格的独立. 5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的行为主张对后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创造和传播文化方面中国古代士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士人是 文化教育的推动者;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者.

乌苏市15332918237： 读了甲乙两文中这些士的故事后,你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具有哪些共同品格 - ？
牧枯圣诺： 1能言善辩2不惧强权3不辱使命 4.不畏强暴

乌苏市15332918237： 关于战国时期的士的特点 - ？
牧枯圣诺： 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士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一、士的类分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

乌苏市15332918237：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具有哪些共有的品质 - ？
牧枯圣诺： 机智,勇敢.

乌苏市15332918237： 春秋战国 士 的资料 3个 - ？
牧枯圣诺： 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地位与身份,是最底层的贵族,最高者是周天子,其次是诸侯,而后是大夫,其次才是士,比士身份还低的是庶人和奴隶.大夫的长子继承家业,其他的儿子则从小学习各式各样的才能,而后依靠这些才能为本家族或者...

乌苏市15332918237： 请你列举战国时代有名的士,并简介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 - ？
牧枯圣诺： 比如说,苏秦,荆柯,还有田忌,张仪,都是战国时期比较有名的士了 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才智和超人的胆识,正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主人都无比的忠诚.

乌苏市15332918237： 战国时期的士是指哪一类人?有那几位是士? - ？
牧枯圣诺： 大约在西周时期,才出现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士阶层应是周代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周代每世卿大夫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诸弟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至此士成...

乌苏市15332918237： 战国时期的士是指哪类人l - ？
牧枯圣诺： 二、士在社会中的地位 士的组成既然十分庞杂,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士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不同层次进行考察. (一)士与等级的关系 春秋时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层次.到了战国,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朝在旧等级制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爵,使等级更加繁杂周密.山东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大体上也是向繁杂周密方向发展

乌苏市15332918237： 战国时期的士是指哪一类人？
牧枯圣诺： 符合下面条件的这类人都可以称为士第一,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第二,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第三,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孔子是这样给士定义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著名的士:赵简子的手下 【烛过 】《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燕太子丹的 【荆轲】孟尝君 的 【冯谖】郑文公的 【烛之武】更著名的苏秦 张仪 公孙衍 毛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