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影响

论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土入华传教的历史影响？~

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

中美贸易交往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通中国，两国的文化交往则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从这时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早在1810年，美国就建立"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并在1830年首次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此后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相继建立海外传教机构，都向中国派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其中美国占73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十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是早期美国对中国关系的一个特点。传教士来华在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联系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所谓传教，就是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世界。对于传教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再没有人比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Arthur smith)讲得简明透彻了。他写道:

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夺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2](重点是引者所加)。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口岸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西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印刷散发教会宣传品都是被禁止的。美国传教土是依附于英国传教组织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广州等地通过办学校的方式来进行传教的。早期教会办学并不是为了传授西方的知识与文化，而是为了使传教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直接任务是教一些中国人学会英文，培训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籍助手或传教士，培养西方教会、洋行所需的通译、买办, 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和奴才。为了印刷宗教宣传品，教会创办“本色化’’中文印刷所，最早是1817年在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11ege)的印刷所.最早的汉译西方书籍《圣经》是在中国境外印刷好偷运入境的.为了吸引贫苦人民信教，办起了慈善事业。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就有很大影响，连林则徐都找他看过眼疾。[3]在19世纪封闭的中国，这些传教土成为最早接触普通中国人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但由于清政府把西人中国传教视为妖言惑众，严加防范，因此，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与华人的接触和传播活动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实上起双重作用：主要职能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体现。早期传教进展极其缓慢，成果可怜。美以美会在华传教十年才在1857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传教九年之后，才在1856年吸收到一名信徒。伯驾在广州办医院，门庭若市，却无一个求医者对宗教感兴趣，直到1847年才有一个中国人信教。[4]


麦金莱总统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锋”。老罗斯福总统则认为传教事业可以避免中国发生革命骚乱.威尔逊总统对海外传教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这样,海外学生宣教运动与美国海外扩张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在华传教活动的高潮。[11]

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国人称为“洋学堂”，最初规模很小，名称不同，体制混乱，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80年以后，办学重点才逐步转向高等学校。在转变之初，教会内部发生过有关政策性的争论。在1877年上海教会会议上，美长老年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根据他1864年以来在山东登州办教会学校的经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当时反对传授西方世俗学知识的观点仍占上风，认为这些知识会使中国青年更难接近基督教。到1890年的上海教会会议上，把教育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合法责任的观点，才获得多数人同意。[12]从70年代末以来，少数教会大学逐步建立：1879年圣公会在上海办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办广文学堂(即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建立华北协和大学(后两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些校一般服都由普通教会学校增添课程设置和设备而试办的高等教育,除英语和宗教课外，还开设有关西方科学与医学方面的课程。尽管最初规模很小，学生人数也很少，大学班一般才十多个人，但它们毕竟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的西式学堂，是西方文明的传导者，是“鬼谷先生”争夺孔门弟子的地盘。

19世纪末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华创办教会大学进入鼎盛时期。这绝非偶然。教会大学的兴起是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急剧变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是伴随废科举、兴学校的变革而共生的，诸多原先的教会书院合并扩建而为大学，一时如雨后春笋。其中最重要的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华北协和女大(1905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南京金陵大学(1909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l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大(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燕京大学(1919年)、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等等。这些大学遍布中国各沿海大城市并深入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后来经过改组，凡十四校，共组成“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也不多，而美国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多，几乎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无怪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醒人们：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的。⒀这是我国在文化上半殖民地化的突出病征之一。

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反帝呼声的强大压力下，教会学校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和信教，并向国民世俗化教育方向转变。到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等校外，其他教会学校在表面上都改由中国人任大学校长。由于中国的国立和私立大学数量日增,美国教会大学的势力才相对减弱。在1916年时各教会大学共有注册学生2103人，1927年约4000人(包括一些神学院学生)。1935年时教会大学学生人数增达6475人。⒁据估计，三四十年代，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12～20％。[15]特别是到40年代后期，学生人数大增。1947年秋，各教会大学录取的学生人数几达11000人，而考生则十倍于此数。[16]

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办的现代新制大学建立时间早，有些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有联系，因此诸如教学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一系列西方的新科学介绍到中国。例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 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医学院等对西医学人材的培养；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战前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完备的医学教育中心;一些教会医学校还首先在中国讲授护士学并培养护士；燕京大学是社会学和新闻学领域的先驱；武昌华中大学首先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在中国小型图书馆中推广了修订的杜威分类法；还有商业、工商管理、西方历史、西方文学、拉丁文等课程大都是教会学校首先设置或具有特色的。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挂勾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和贡献。教会学校提倡妇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等，算是以洋风易旧俗了。



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与神学在中国的高级研究机构，是在中国追求、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洋学府；出洋留学盛行之后，更成为公子哥儿们追求出国“镀金"的方便门径。这样，教会大学不但在中国保持洋化的、贵族化的与保守的学风与传统，并且一直是新洋务“人材”——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但是，决不能把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会学校混为一谈,特别是后期的教会大学在民族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它的大批学生脱出学校当局的控制，在爱国的学生运动中走向进步，直至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各种运动并投身革命行列。

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破坏作用.但是，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这一部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外来文化的强制输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功能。中国文化在西力冲击下面临严重挑战，本身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入的教会教育可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弱点。理由简述如下：第一，近代中国首先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是通过传教士之手输入的宗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这种教会文明是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伦常哲学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在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传统文化异常强烈的拒斥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裹在宗教外衣之下传授的西方知识，即使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传授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中国知识界也一时难以接受。第二、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熏冶下发起起来的，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教会的束缚而世俗化与自由化，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反教会是近代西 方一切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因此，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与知识，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主义学说等都是传教士所回避和不愿介绍的。因此，中国人按照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去认识和了解近代西方文明，不仅是片面的，歪曲的，而且其中很多是糟粕，这是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一面；第三，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系统，也是新的知识系统，不管近代西方知识的输入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管输入者是什么人，对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最初还不可能引起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折衷主义方案。西学所争得的一席地位，传教士是有功劳的。西谚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基督教为在中国扩大自已的要引起深刻的思想变革,也要导致对宗教信仰的削弱(且不说基督教的传播所激起的群众性的反教运动)，这又不利于基督在中国的传播。

目的是为了使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传播天主教的信仰。
影响：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
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

扩展资料：
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且深受皇帝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教会，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
路易十四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他任命白晋等6名法国教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并访查民情地理，以广见闻。
在我国近代的自然灾害赈济中，传教士们博爱、慈善的愿望和行动给灾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对社会和经济都相对落后状况下的自我救助以外的一种补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传教士

　　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8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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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 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我认为,传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群体，他们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忘恩负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纪念这些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人为我们所做的.

　　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他们是天上来的种子,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行来北京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欢心，不但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而且还赐地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北京便陆续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亦称南堂）、西安门内天主堂（亦称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称东堂）和西直门内横桥的天主堂（亦称西堂）以及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天主堂（即救世堂）、东交民巷的弥厄尔堂[8]。再有，在海淀地区还专门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东直门内东正教圣尼拉教堂（即北馆，今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即南馆）、马市大街路东的救世军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门内东城根、朝阳门内、交道口、灯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造传妖书，煽惑民众，潜谋造反，请求朝廷早日剪除祸害。康熙四年春，汤若望被捕下狱，安文思、利类思亦被卷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坏，直到康熙皇帝亲政，汤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后来传教士费隐来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时，他筹资扩建了这座教堂，由传教士莫哥担任设计，郎士宁负责绘画、装饰，该堂门窗镶嵌了彩色玻璃，四壁点缀了各种油画，显得格外壮观、美丽。同时还附设了学校，利用教育扩大影响。

　　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桎梏，社会发展迟滞白前，虽然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总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除天算外，当时在科学文化领域受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学科是地理学和地图学。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不少地理学知识，如，由于传教士介绍，中国知识界开始对地球的形状、陆地表面有几大洲、海上有几大洋及其方位等都获得了初步确切概念。特别是对美洲过去中国人一向不大了解，这时也开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对地图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在北京郊区参加地理实测工作。还让传教士雷孝思、张诚、白晋、杜德美、冯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测绘，完成后并由传教士马国贤制铜版刻印成《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并在中国和欧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成为此后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依据。乾隆时期又在此基础上，由传教士蒋友仁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再一次绘制了全国地图。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带来了有关火炮、水法、钟表、机械、建筑、医药、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新知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与中国学者何国宗等人主持和设计的圆明园北区的一组称作“西洋楼”的西式石建筑群，其中包括偕奇园、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宴堂、远赢观和线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之一。这些建筑给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的成分。

　　传教士们同时也担当起了中学西渐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中国文化和思想西传的媒介。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是由传教士们首先传过去的，因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也始于这批传教士。这是西方汉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西渐的开端。例如，利玛窦写的日记，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对17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识界为之轰动；也使他们耳目一新，引起了对古老中华的向往。此书曾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另外，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史初编》、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白晋的《康熙帝传》、殷铎泽的《中国哲学家孔子》、马若瑟的《中国语言札记》、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唐史大纲》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钱德明的《孔子传》、《满法词典》、《满蒙文法》、《汉、满、蒙、藏、法文字字汇》、《孙吴、司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46卷，是18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如，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曾把《论语》、《大学》译成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殷铎泽还把《中庸》译成了拉丁文和法文，1672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经译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响至今不衰。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知识方面还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们最早把中国古代的绘图知识，特别是传统的网格绘图法，介绍到欧洲，并很快被他们应用于军事地图的测绘上；其次，中国的园林艺术、中药知识（如大黄、蓖麻油、樟脑、何首乌、麻黄）等，也由他们传入了西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余 论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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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15367773023： 论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历史影响? - ？
邲春苏力： 影响很好,导致今天中国有7000多万基督徒.

柳城县15367773023：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影响 - ？
邲春苏力： 、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从最初的数人,至明亡前夕已迅速增至近4万,其中包括著名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2、西方传教士来华客观上引发了早期的“西学东渐”,尤其是传教士引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后不少中国人藉此开阔了眼界,窥见一个原先全然无知的西方世界.一些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反思.

柳城县15367773023： 明清 西方 传教士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上的贡献?? - ？
邲春苏力： 17世纪时期,西方传教士不断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在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方式引起西方各国的高度重视,成为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借鉴.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柳城县15367773023：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其中对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 ？
邲春苏力：[答案]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扩张天主教在东方的势力.其中,为在中国传教奠定基础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为了顺利在华传教,并站稳脚跟,用西洋器物引起明神宗及官绅们的兴趣,广泛结交朝野人士,语言、装束顺应中国的习...

柳城县15367773023：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和影响 - ？
邲春苏力：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相继来华传教.(其原因主要是16世纪欧洲兴起宗教改革,基督教信徒流失转为信仰新教,为了扩大基督教影响而来到了中国).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影响:1、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从最初的数人,至明亡前夕已迅速增至近4万,其中包括著名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 2、西方传教士来华客观上引发了早期的“西学东渐”,尤其是传教士引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后不少中国人藉此开阔了眼界,窥见一个原先全然无知的西方世界.一些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反思.

柳城县15367773023： 外国传教士来华始于什么时?产生什么影想? - ？
邲春苏力：[答案] 应该是明朝. 影响:(1)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学东渐(徐光启和西方传教士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技术和工具,传教士一方面把西方的天文 地理 数学 绘画 音乐介绍给中国,一方面把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介绍到西方) ...

柳城县15367773023： 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 - ？
邲春苏力：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

柳城县15367773023：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学习汉语,改穿汉服,与中国士大夫交往,当时一度为中国上层人物所接纳.传教... - ？
邲春苏力：[选项] A. 改变了中国民众对西方科技的态度 B. 他们吸纳了中国文化,逐渐被汉化 C. 使明朝统治者改变了闭关锁国政策 D. 为中国吸收西方文明提供了机会

柳城县15367773023： 明朝,清朝的传教士来华是怎么一个事情?他们为什么来到中国? ？
邲春苏力： 16世纪中期宗教改革的后果是,天主教在西欧、北美势力缩小.为了扩张势力,天主教建立了耶稣会作为传教组织.由于西方的新教势力强大,耶稣会便转向东方发展....

柳城县15367773023： 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为什么能在中国立足?当时他们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 ？
邲春苏力： 主要是西方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而这些传教士又在这些学术方面如天文学有一技之长,这又吻合了国人查天象、知天命、探天意的长远需要,所以如利玛窦等人在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等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