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普通话”究竟怎样的?
最早的普通话称为“雅音”,一听这么高端、大气的名字,就知道肯定是每天闲来无事、饮酒论道的贵族雅士们发明出来的。
据说早在先秦时,从山东的齐国到西北的秦国,各诸侯国的贵族都要学习这种贵族之间专用的交流语言“雅音”。
随着秦统一中原,推行“书同文”将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各地虽然还说着不同方言,但却书写着同样的文字,中华文化在文字传承方面也算是稳定下来了。
那作为当时的“普通话”,雅音是以什么方言为基础,这个雅音到底是个什么“音”?
据《辞海·雅言》记载,最早的雅音属上古音系,现今已没有完整的方言可以对应,所以,我们的先人最早说的什么话,谁都不知道……
资料记载,自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原来的中原雅音南移,中国官方语言逐渐分为南北两支。明朝灭元,定都南京,“壹以中原雅音为正”,所以南京话成了当时的标准语音。据考证,明代以及清代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均以南京官话为主流。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看的古装剧,大臣们一本正经齐声喊着“吾皇万岁万万岁”时说的都是:南京话!
元明清以来,北京就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赴京应考、做官、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天长日久,他们也学会了这种南京口音的“普通话”,不过当时只能在官场使用,所以那时候的普通话也称为“官话”,依然没有广泛推广。
而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并且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
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为“官话”就不那么合适了,于是那时候的普通话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不过“国语”这个名称当时争议很大,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过。解放后,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古代的交流方式从雅音到官话最后到普通话,经过了很长的路。然而在现代的交流当中,很大情况下还是沿袭了古代的交流方式。
现代汉语对普通话的语音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其中,承德市滦平县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
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民国初期粤语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了当时作为普通话的“国语”。此外,作家王蒙还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在洛阳和陕西当地都分别流传着:洛阳话以及陕西话当年也是仅差一票就成了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无论真假,方言在不同时期都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演变到今天,汉语方言总体上可以分为八大类别:官话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晋语。
根据方言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影响最广泛的应属官话方言,官话方言的使用人口占到了汉族总人口的73%,像我们平时在影视作品中接触最多的东北话、陕西话、河南话,山东话……都是属于官话方言中又按照地域所划分的不同支系,比如上面提到的东北话就属于东北官话区,包括黑、吉、辽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东北部,这些不同支系中又可以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若干小片……不过官话方言的划分虽然详细又有很多分支,人们对不同地区的方言理解起来并不苦难,基本都是语音的变化。
而吴方言、客家话、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晋语这几种对于其他地域的人来说就是略像“不同语种”的语言了,这几种方言的基础都是以时代更久远的古汉语以及中古汉语为基础,相对现代汉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调,更像是先秦时代的雅音,比如孔子是用粤语讲论语,嬴政讲着闽南语登基!
古代没有统一的普通话,人们是怎么交流的?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馀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历代汉朝代音韵有典籍如下:
隋代
《切韵》系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
唐代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
宋代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 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元代
汉儿语音
随著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
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后者称之为“南人”。
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对汉人精神的摧残相当严重。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
《老乞大》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代
《洪武正韵》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清代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满式汉语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汉语(雅言)的特点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有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
八音
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 韩国, 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
尖音与团音
尖音与团音在於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
平仄
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和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和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各国均学习中原雅言
雅言的科学性和古朴典雅,各国均主动学习雅言为荣。
韩国,世宗国王与“训民正音”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朝鲜时代的帝王们深深地了解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使朝鲜的汉学教员能够学到纯正、地道的汉语,曾多次向明朝申请派遣留学生。被明政府否定后,他们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线留学”。一方面以使团成员的方式将汉学生徒混于其中,令其熟悉语言环境,掌握鲜活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方式向辽东大量派遣留学人员。据《世宗实录》卷六十二载:“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据《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汉学教育的科学性,朝鲜李朝特别设立了质正官制度,所谓“质正”就是请专家解难释惑,审定修改。承担质正官重任的多为朝鲜李朝资深的汉学专家,他们所质正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既有韵书,也有吏文,还有教材等。“佥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
日本
日本很早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有古吴音,汉音,唐宋音等语音
吴音:吴音是日本最早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中国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和尚),他们所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太安万侣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缘由之记载。712年,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万叶集》(日本最古诗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吴音”去念的。这些读音流传到现在的主要有佛教经典或中医术语里的读音。
汉音: 随着吴音之后,日本又盛行了一种所谓汉音的读法。这些读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所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舍人亲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写的正史、以修饰词很多的汉文书写的)就是以汉音书写的。现在日语汉字的发音大部分都是以“汉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约在中国的宋、元、明朝时,即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僧侣,商人,与中国交易,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就叫做“唐宋音”。本来那时的音,都是当时中国宋朝,元朝的发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因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时已经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称之为“唐宋音”。具体的例子,如吃的东西“馄饨”叫做“udon,うどん”,“吃茶”叫做“kitcha,きっちゃ”,金子叫做“kinsu, きんす”,缎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 いす”,蒲团叫做“futon, ふとん”,暖帘叫做“ nol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谈及日语和吴语,闽语的相似之处。有时候,某些人还发出上海话福建话真像日语的感慨。其实,应该说日语像吴语,像闽语。
方言岛现象
历史上的外族统治和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由於外族统治的原因,汉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方言岛现象。其中有明朝语音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岛和中古语音为代表的闽南语方言岛最为著名,而粤语则来源於雅言变音,客家话则在文读音和粤语语音间相互参合。福建和两广由于长期抵抗外界语音的影响,使闽南文读(以泉州文读音为代表)和粤语均能较好的对应韵书发音。
广泛流传的谬误
忽略吴语,客家中受到的普通话的冲击
把台语夸大等同於闽南语,等同於河洛语
分不清白读和文读概念,混淆白读文读
忽视粤语中无法发全浊音的问题
忽视语音更改与人口迁移
夸大语言更替所需要的时间
雅言恢复
雅言恢复并不如想象中的困难,以地方方言音,按韵书修音即可恢复。
雅言的恢复使汉语重新回归整齐划一的字音体系的时代,使经典汉语字词典恢复原有的作用,并修复大量无音字,错音字,使汉语重新回归古朴典雅。汉语5.7万的汉字,将重新恢复光彩,汉语重归灵活性,必将带来新文学的新高峰。
结语
在众多的语言山岳之中,汉语无疑是最巍峨博大的一座。汉语的魅力源于象形文字的结构特点。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以笔画的纵横交错形成一定的形态结构,并具有象征功能,能够反映事物的存在、变化和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象征是一种介于像和不像之间的矛盾状态,象征不同于绘画,不服从透视的原则,但象征又表达了事物的某些特征,人的感观通过对特征的识别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这样的象征功能曾经被刻在甲骨上,被铸在青铜器上,被写在竹简和宣纸上,直到今天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千百年来,汉字的形态、读音和含义一直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那是祖先发出的声音,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5000年来始终活着,它构成了我们渊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另有一说:中国古代普通话历时4000年 以洛阳话为标准音!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语。
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
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
④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元朝时出现了中原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寨县南。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9351705.html?si=1
以下为本人个人的推断,仅供参考。
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雅言”、“中原正音”等,但由于中国南北方各地山川阻隔,自古以来语言就不仅相同,也许古代根本就不存在好像今天普通话的通用语,故此中国古代的雅言指的是官话,这一说法更为恰当。
在中国古代不同朝代是有着不同的官话。先秦到西汉时期官话-关中的长安音,东汉、西晋-洛阳音,东晋-金陵音,隋唐-长安音、洛阳音,北宋-洛阳音、开封音,南宋-金陵音、元-大都话、明清-北京音。而语言的变化是一个不间断、渐变的过程,现在那些地方的乡音与当时的“雅言”已相去甚远。
据古代韵书记载,《尔雅》、隋朝的《切韵》和宋代的《广韵》,古代的“中原正音”有以下特点:
1.八调:八调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调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
2.入声:即辅音韵尾。
3.尖音和团音
4.全浊音系统(在北宋以后的古汉语已经消失)
从以上所得,与南方个方言相比,现今的普通话(北方官话)保留了最少的古汉语,即“中原雅音”的特征。
而在南方的各方言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汉语的特征。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种可以说是与古汉语一模一样。吴语具有明显的古代百越语言的特点,特别是浙江南部的吴语,另外文白异读较丰富。闽语受到不同时期古汉语音韵的反复多次重叠,其中闽南语被认为是最接近上古汉语的现代汉语方言。粤语保留了较多的中古汉语的特征。其中广东封开一带的粤语保存着古汉语的全套全浊音系统,与隋代韵书《切韵》中记载的“雅言”发音十分相似。故此是“宋代以前古汉语的活化石”。湘语是古楚语和中原正音相互融合的结果。客家话是唐宋北方移民南下的影响中形成的,保留了很多的古汉语特征,其中客家话的嘉应小片由于宋末大批中原移民从中原一带直接迁移到现在客家腹地-梅县一带,形成时间最晚,故此其发音十分接近宋代中原地区的语言。赣语与客家话形成和发音相似,但其形成时间比客家话要早。
古代的平民一般是讲乡音的,读书人和官员、中原地区的平民一般是官话,据推断官话比较接近文言。
所以,在汉语各方言当中,闽语是最接近“五胡乱华”之前古汉语,粤语是最接近隋唐的古汉语,而客家话则是最接近宋代时的中原地区的语言。南宋以后中原音就向北京音靠拢。
每个朝代不同.建都在长安时当然以长安音为准.以此类推.相对于今天而言,长安话也已经沦为土话了..
雅言当然是文言形式.从汉朝起,雅言基本上以原鲁国也就是孔子所在地的文风为准.看看论语,大学,孟子等等就算是鲁风吧...而另一个类型就是楚文化.像屈原的文章和庄子的文章,对现在的人来说就是很涩了,很难懂.
小佬读的书也不多,就是一个野佬汉.只能介绍到此吧.祝好运.
纯种的炎黄子孙随着五胡乱华都迁到南方了。
比如客家人,就是比较纯的炎黄子孙。
他们的话应该象古代的普通话。所以用他们的话读古诗很压韵。
古代人说的是普通话吗 在古代人们说的是普通话吗
1、古代人说的不是普通话,普通话这个词并不是从古代就出现的,这个词是在清末才出现。清末之前,我国古代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官话,一般多以都城方言作为官方语言推广。例如元代时定都在大都,以大都语音为标准,明朝时定都南京,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2、清朝时期,定都于北京,前期还是以南京官话为...
古代没有普通话是怎么交流的
古代虽然没有官方规定的普通话,但各个朝代都有大家普遍认可的标准语。最早的普通话,是雅音,又称中原雅音,传说是中古汉语时期流行于中原(时汴、洛一带)的全国通用的语言。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考证,先秦时,诸侯国的贵族都要学习雅音,这是贵族之间交流的专用语言,从山东的齐国到西北的秦国,贵族都要...
中国古代是不是讲普通话?
中国古代不是讲普通话,每个朝代都有官话。是某地的方言。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
“国”这个字在古汉语中发音是“guo”还是“gui”?
结论:综上所述,「国」字在古汉语中的发音并非单一的「guo」或「gui」,而是随着历史变迁和方言差异有所演变。在普通话中,「国」字通常读作「guo」,这是北京话受南方官话影响的结果。然而,方言中的发音差异和历史变迁使得「国」字的发音呈现出多元性,为汉语的语音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古代有普通话吗?
古代没有现代通用的普通话,但有在通用意义上相当于现在普通话的“雅言”。现代通用的普通话,是1955年确定的,将现代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为普通话。制定标准后于1956年2月6日由国家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所以,古代不可能有现代人使用的普通话。古代通用的上古音系称为“雅言”。
古代历史上,皇帝说的是普通话还是方言?
古时候上朝讲的是「官话」。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才有的。古时的普通话变迁为:雅言 — 通语 — 正音 — 雅音 — 官话 — 国语 先秦时期的通语叫「雅言」,到了秦汉时期,多称「通语」,隋唐时期多称为「汉音」。至宋元时期,则称为「正音」或「雅音」。一直到了明朝...
我国古代全国通用普通话是哪里的地方话?各朝代都有统一标准么?_百度...
正言者,犹今官话也。”由此可见,“雅言”就 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
中国古代通用的“国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是什么话?
普通话的由来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
普通话发源于哪里?
现代普通话的主要来源是元朝时期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所编制的《中原音韵》,前身是明清官话,到了雍正年间,清朝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官话。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1909年清政府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
古代又没有普通话,官方语言是什么?
古代有官方语言的。在古代没有“普通话”这个词,但早就有类似的共同语言,只是各朝的叫法不相同:夏、商时期叫“夏言”;西周、东周、秦、汉时期叫雅“言”(“雅”通“夏”);南北朝以后叫“正音”;明清才叫“官话”。历朝历代,无论都城在哪,都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读书音就是古代阅读文言...
苑骅茜草: 首先“普通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近代才出现的.我想你的意思是古代汉语的语音是否和现在普通话基本相同.这根据时代肯定是不一样的,首先从西周到汉到北宋,基本的国语...
米脂县17298667573: 古代个朝个代说的普通话个不一样吗?说的都什么普通话? - ?
苑骅茜草: 古代没有普通话这一说.全国有些地方根本就听不懂别人说的什么.整个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才文字统一的,多数都是官方的文件往来.普通人一生都有可能走不出百里地.推行统一语言只能是天方夜谭!但是大体都是以国都的汉语为主.像唐朝当时的语言就有些类似日语的发音.宋朝则更像是广东话.而我们现在推行的普通话其实更像是,金,辽,和蒙古语杂柔一部分湖广语言后形成的发音!当然有些只是北京话,是强加给全国的!
米脂县17298667573: 中国古代所说的普通话和现代普通话一样么? 请权威人士解答. - ?
苑骅茜草: 古代没有普通话,为了执政方便每个朝代都有官方用语,其实普通话是北方方言的语法和北京话的语音结合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推行的官方用语,之...
米脂县17298667573: 古代人讲的话是发怎么样音的?普通话的音? - ?
苑骅茜草: 一般来说,在古代也是言文分离的.在远古,比如甲骨文、金文时代,因为书写难度相当大,因此书面语肯定比口语简约,节省文字以节省时间、物力和精力,当然可能二者的距离还不像后来那样大,或许相当于现在的日常口语和文艺作品中经...
米脂县17298667573: 请问在我国古代,普通话是不是通用的语言 - ?
苑骅茜草: 官话当然有了,但目前语言学界有几种不同看法:其一,认为每个朝代以首都的方言为官话;其二,认为大部分时期是中原官话(即河南洛阳话,称为中原雅音),偏安江南的王朝一般...
米脂县17298667573: 古代的中国人是说什么方言为主的? - ?
苑骅茜草: 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在古代算是胡音,是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融汇来的,中国古代的官话叫“雅言”,基本上都是以“洛阳音”作为标准.现在流传下来的各地方言中应该说闽南语基本上是保留古音最多的,但是和真正的雅言有多少的相似度就不清楚了,毕竟各朝代的雅言也都不尽相同.
米脂县17298667573: 古代人也是说普通话吗?像商朝那么遥远的朝代是说什么话? - ?
苑骅茜草: 中国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在很古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古代当时的“普通话”.因为我们地方很大,各地有方言,还有不同的民族,大家怎么交流?比如孔夫子的弟子三千,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没有一个教学语言,他是鲁国人,如果他只用...
米脂县17298667573: 在古代人们都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沟通?普通话?方言? - ?
苑骅茜草: 每个朝代都有官方通用的“官话“.如西周和春秋时代的“雅言“、唐官话、宋官话、明代尤其由朝廷颁行“洪武正韵“作为标准官话.历代读书人都要学“官话“的. 地方百姓当然主要是用方言.外地籍的地方官与本地人沟通,往往要借助翻译的.
米脂县17298667573: 以前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说普通话的?
苑骅茜草: 普通话实际上是指北京话,而古代也有各个地方`所以古代也有不说普通话的 ,古代北京说的也是普通话,只不过句式与我们不同
米脂县17298667573: 古人是怎么交流的?各地方言不同,古人是怎么交流的,他们也讲普通 ?
苑骅茜草: 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域的人们习俗、信仰、语言皆有很大差异,这些地区的人们在... 古代的普通话还有“官话”的别称,这体现了古代普通话与都城所在地关系密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