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毛主席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各项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却一直有着诸多不满与批评。1965年的6月到8月间，他先后三次对医疗卫生工作发表了谈话。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三次谈话的重要主题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早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但新中国毕竟家底十分薄弱，科教条件不好，农村人口巨大，发展国家的卫生医疗事业困难不小。毛泽东强调，解决中国的医疗卫生难题，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条条框框，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始终坚持面向和服务工农兵的基本方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这些思想，卫生部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明确：“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但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全面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一方面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名义下，去除了许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发展起来的医疗卫生事业。许多地方新生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也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毛泽东提出批评的基本背景。
不能忽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
毛泽东的第一个谈话发表于1965年6月26日，后来民间称之为“六·二六指示”。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直指卫生部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里所谓“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指的是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而所谓“老爷”则是当官做老爷的意思，指的是官员。这等于说，卫生部不仅把主要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而且主要还是为城市中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服务。显然，批评矛头直指忽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倾向，也指向官员特殊化的医疗保健制度。
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
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问题。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院校不多，而且由于“规范化”的要求，每年招生因受到附属医院床位数和生师比等因素的制约而招生不多，本科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也要五至六年，甚至七年。以当年全国著名的中山医学院为例，每年全部招生也就是400人左右。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培养模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五亿多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因此，他要求医学教育要从适应国情实际出发，改革医疗教育，培养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适用人才。内容包括：缩短学制，降低招生学历要求，改变培养方法。他说：“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他赞成学生学会“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然后接受有经验的医疗人员带班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他说“这样的医生，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这种设想，直接催生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社来社去”的学员类型，意思是学员从公社中招收而来，学习结束后，回到公社去为农民服务。至于所谓“学三年就够了”，也并非毛泽东看不到医学生接受更加系统教育的必要性，而是他焦虑于农村缺医少药、急需大批人才的现实。他反问反驳这种观点的人：“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这种主张的立足点仍然是“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
这次谈话还批评了医学研究中脱离群众需求而热衷于研究高、深、难的疾病的倾向。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这实际上提出了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面对着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医学水准不高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医学科研工作应该首先以国家和大众的需求为基本导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所有医疗卫生院、所与人员全部纳入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范围，响应国家和民众的需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具有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疗机构与人员责无旁贷的事情。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医疗卫生和民众的保健水平着眼，也确实有赖于这类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的提高。当然，研究“高、深、难的疾病”这类所谓“尖端”课题比起研究“常见病”和“多发病”，会更受学界关注，更容易提升个人的学术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科研人员科研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但对于统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卫生部来说，毛泽东希望它要加强对于全国的医学科研导向和布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整体医学水平不高的国家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心系人民的“人民卫生部”。
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敷衍了事
这次谈话还涉及城市里的医院如何扶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谈话提出了一个看似有些偏颇色彩的主张：“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并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为结束。其实，所谓在城里只留下“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指的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其本意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的，都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实际上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些单位把去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当作额外负担，而把一些城里医院用不上的“人手”而不是“人才”，派到农村去敷衍了事。所以提出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对于农村民众的真挚感情。
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行当
“六·二六”谈话由于以十分尖锐的情感语气，触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就有紧接着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卫生部的官员，主题是如何贯彻和落实“六·二六”谈话精神。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谈及他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肯定卫生部提出“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的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后来，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厂矿卫生员的大批培养，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他们在加强工农大众的初级医疗保健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强调医疗医药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他严厉批评有些医疗单位：“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他告诫各级干部应该有全面的效益观：“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在天津避孕药不收钱，似乎赔钱，可是确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赚钱还是赔钱?”他还说：“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卖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与此同时，他主张“药品应当降价”，甚至病人“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为“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他还多次就专门的病种的免费治疗问题发表意见。如次年3月12日，他就指示“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应该免费”。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奉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而不应该是发财致富的行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医之道的弘扬。当然，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的行当，不等于就可以在这一领域搞“大锅饭”和刮“共产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才会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再次，提出“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毛泽东向来认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医生仅有技术好，如果人生观出问题，就可能依仗其技术敲诈勒索病人。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证医和药不会以赚钱为目的，才愿意为国家分担对于民众的承诺，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也才会自觉地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卫生管理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落实。这里，“政治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头的大话。
贵族老爷医院要向老百姓开放
在谈话中，还涉及了一个对于上层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对于干部保健制度和北京医院的办院方向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的保健制度，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供较为优越的医疗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设立中央保健局，还把北京医院这所由德国人于1905年创建的医院作为高干定点保健医院，并由此拒绝平民百姓就医。毛泽东一直对这种做法不满。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越南朋友时指出：“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助长干部的特权思想，也不利于干部的保健，还不利于医生提高医术。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对于专事保健的医生而言，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会导致诊疗水平的退化，“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因此，“不好，要改进”。同年8月10日，他在批示卫生部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围绕“六·二六”指示的这两次谈话中，他直接询问“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当汇报人作出情况说明后，毛泽东还是认为它“并没有彻底开放”。他说：“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并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在毛泽东的这种强势主张下，后来，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医院也更名为“东单医院”，并不再专事高干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因医疗不及时而遭不幸，国务院主要领导认为“没有一个北京医院还是不行”，北京医院作为高干的保健医院重新恢复。本来，客观地说，要求北京医院向老百姓开放，与北京医院承担高干保健职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批评北京医院人那么多，设备那么好，只为少数人服务，脱离群众，助长特权，也不利于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极“左”思想氛围下，把“向老百姓开放”这一不错的主张，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曾经享誉世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9年卫生部领导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时，人们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一道路，可以达致一种更好的境界。但是，历经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看到一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大楼更大更高，设备更齐全更先进，医院整体发展更具活力和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越发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怨已近沸腾，医患关系也在医疗产业化发展思路的引导下空前尖锐与对抗，许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丑陋的利益之争和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底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卫生的那一档子事，还在困惑甚至折磨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百姓和各级政府。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中，也自豪地说：“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世界银行在一份主题为“投资于健康”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高度称赞中国这一医疗制度，认为“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在实行新制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方面，排在世界191个国家的188位，也即倒数第四位。有关人士发现这个排名刚好是在两个被公认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近邻——尼泊尔、越南之后，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这一切都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与良知。
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泽东当年的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永远和群众在一起
《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编剧：过华、董玲、张冀平
导演：李晨声、董玲
主演：吐依贡·阿合买提、洪涛、古月
库尔班·吐鲁木是和田地区于田县农民。他从小失去父母，在巴依家的羊圈里度过童年。为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生存。后来妻离子散，他独自度过17年野人生活。
新疆和平解放后，库尔班·吐鲁木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用他的话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就这样，库尔班·吐鲁木老人骑着小毛驴上路了……
1958年6月28日下午，历经坎坷，75岁的库尔班·吐鲁木同其他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地舍不得松开。他抬头望着慈祥的毛主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瞬间，一张珍贵的照片永远地凝固在历史的记忆当中。
该片获得2003年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三等奖。
《毛泽东的故事》
编剧：韩三平、茅毛、罗星
导演：韩三平
主演：古月、孙敏
《毛泽东的故事》这部影片就是为我们展示了毛泽东情感世界的壮丽画卷。影片编导执意要站在人性人情的方位去塑造毛泽东这个领袖人物，去“表现领袖伟大的情感”。影片在艺术上不落陈套，独辟蹊径，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深化，为领袖人物形象的丰满，作出了具突破性意义的可喜贡献。为了表现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影片在题材的开拓和结构的处理上别具匠心。以往表现历史人物的影片，大都注意将人物放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漩涡中去塑造。许多史诗性的影片也都表现了毛泽东在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风云中的雄才大略。而这部影片却是按表现人物情感活动的需要选择和组织材料，着重在历史巨画的细部上精雕细刻。影片在对毛泽东情感世界的开掘中，编导重点突出了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血肉之情，通过描写毛泽东与普通劳动群众的关系，展示出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
编剧：薛寿先、龙泰岭、于海峰
导演：张今标
主要演员：古月、普超英、郑晓宁
影片以独特的角度展示了老一代革命者对儿女婚事的恢恢大度和缕缕情丝，以及他们对待事业、工作、生活和爱情的人生态度。张文秋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失去丈夫、战友的痛苦和磨难，她两次入狱惨遭折磨，但她始终对理想忠贞不渝。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母亲，带大和培养了三个孩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使张文秋的女儿思齐在精神上也经历了与母亲同样的巨大打击。思齐从母亲身上吸取了的力量，很快从痛苦中振作起来。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
编剧：颜梅魁
导演：张今标
主要演员：王霙、涓子、李维民、张小波、陈大位、陈创、田雨、王鸣
影片通过讲述毛泽东同志1925年回家乡韶山开办农民夜校， 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运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发生在南方红土地上的生动历史画卷，塑造了一个心忧天下、幽默睿智的青年毛泽东形象和以韶山“五杰”为代表的鲜活的农民群像。
此片在创作中围绕“火”字作文章，让观众耳目一新。首先是人物火，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杨开慧和他们的几个农民兄弟都充满了扑面而来的昂扬和热烈。第二是场面火，影片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灯火、塘火、篝火、烟火、火把……整个片子的影调也是火红的。镜头的运动，演员的表演节奏等都体现着火的跳跃。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一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而作。该片荣获第二十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毛泽东与斯诺》
长春电影制片厂、江西电影制片厂、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2000年联合摄制
编剧：李超
导演：宋江波、王学新
主演：古月、约翰·嘉德那、庞顺、王霙、苏林
1935年夏天，为揭开层层迷雾之中的“红色中国”的内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好友年轻的医学博士马海德马突破封锁来到延安。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深入采访中，斯诺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也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历史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出于记者的良知，斯诺在回到北平后，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在记者招待人和各种报告会上，在新闻纪录电影的放映会上，向世人披露了红军的真相，揭示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风貌、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所以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他还在夫人海伦的协助下，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使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真切地了解了尚处于弱小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抗战胜利的曙光。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延安，并见到了已在中国扎根的马海德医生。建国后，斯诺应毛泽东之邀，第三次来中国，宣传新中国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前两天，斯诺因病去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生前一直致力于沟通中美的关系，却未能看到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大洋历史性握手的那一刻。毛泽东得知消息，热泪涌流，他不顾大病初愈，遥望西北方天际，回忆着他们两人几十年纯洁真挚的友谊。
依照斯诺生前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被送回他无比热爱、深深眷恋的第二故乡--中国，安放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盛开的黄菊，摆放在斯诺的碑铭旁边，墓碑上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阜平县有一条优美秀气的河，叫胭脂河。胭脂河边的山沟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叫花山。花山村前村后的山坡沟壑满是花草树木，春天，满山的桃花紫荆花喧闹枝头；秋天，有醉人的野菊、迷人的红叶。村东一条小河，缓缓穿村而过。潺潺的水声夹着百鸟的齐鸣使这个山村更加富有诗情画意。
1948年5月18日凌晨，毛主席的住地城南庄遭敌机轰炸。于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在极端绝密的情况下，聂荣臻把毛泽东转移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隐在大山里的巴掌大的美丽小山村。毛泽东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只好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花山村在高山下的深沟里，目标小，便于防空，毛泽东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房子宽大亮堂。
毛泽东在花山村的时候，门前有一盘石碾，当村里人知道毛主席在这里住时，生怕影响他工作和休息，就很少再来这盘碾子上推米碾面了。毛泽东知道以后，让警卫员告诉乡亲们和往常一样来推碾，推碾不碍他的事。有了空儿毛泽东还到石碾旁和老乡们谈天说地拉家常，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家都不拿他当外地人。
1948年春天，张吉新正在自己的家乡花山村教小学。这天下午他从毛泽东的住处路过，正巧毛泽东从院里出来。毛泽东身穿一身黄军装，脚穿一双半新的军鞋，鞋帮上还钉着块圆补丁。张吉新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心情激动，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就笑着跟他打招呼，并且亲切地问：“你是这个村的小学教员？”张吉新回答：“我是小学教员。”毛泽东又问：“你教多少娃娃？”张吉新说：“三四十个。”“你们教的是什么课本？”
“是晋察冀边区统一编的课本。”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很好，很好。”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张吉新说：“一定要把娃娃们教好，培养好祖国的下一代。”
主席走了。但主席的这句话，却让张冀新激动万分。一个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受到主席的千钧嘱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主席这句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千百个教育工作者说的。主席建国之前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仍然牵挂着祖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祖国的下一代！其心可鉴！主席在花山的故事编入了中学课本，还编成了歌儿，被人们传唱。
后来，毛泽东在花山村期间接到斯大林的回电。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但又认为，解放战争正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也很快，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若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有重大问题需商谈，苏共方面准备派一位有相当经验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意见。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考虑过去苏联的诸多不利因素，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决定取消原拟的苏联之行。
毛泽东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之后，于5月26日下午，乘车离开花山村前往西柏坡。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至此，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中共中央开始合并办公。这时，一年多前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后委业已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自行撤销。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正如周恩来后来指出的：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准备夺取全国胜利。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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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旗《毛泽东博览》
http://maobo.7x.com.cn/
参考资料：www.mzdb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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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大叔上北京》
编剧：过华、董玲、张冀平
导演：李晨声、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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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宋江波、王学新
主演：古月、约翰·嘉德那、庞顺、王霙、苏林
1935年夏天，为揭开层层迷雾之中的“红色中国”的内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好友年轻的医学博士马海德马突破封锁来到延安。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深入采访中，斯诺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也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历史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出于记者的良知，斯诺在回到北平后，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在记者招待人和各种报告会上，在新闻纪录电影的放映会上，向世人披露了红军的真相，揭示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风貌、人格魅力以及他们所以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他还在夫人海伦的协助下，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使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真切地了解了尚处于弱小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抗战胜利的曙光。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延安，并见到了已在中国扎根的马海德医生。建国后，斯诺应毛泽东之邀，第三次来中国，宣传新中国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前两天，斯诺因病去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生前一直致力于沟通中美的关系，却未能看到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大洋历史性握手的那一刻。毛泽东得知消息，热泪涌流，他不顾大病初愈，遥望西北方天际，回忆着他们两人几十年纯洁真挚的友谊。
依照斯诺生前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被送回他无比热爱、深深眷恋的第二故乡--中国，安放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盛开的黄菊，摆放在斯诺的碑铭旁边，墓碑上用中英文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回答者： 相关工作 - 秀才 二级 12-14 23:09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
回答者： 75713469123 - 助理 二级 12-15 19:37
阜平县有一条优美秀气的河，叫胭脂河。胭脂河边的山沟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叫花山。花山村前村后的山坡沟壑满是花草树木，春天，满山的桃花紫荆花喧闹枝头；秋天，有醉人的野菊、迷人的红叶。村东一条小河，缓缓穿村而过。潺潺的水声夹着百鸟的齐鸣使这个山村更加富有诗情画意。
1948年5月18日凌晨，毛主席的住地城南庄遭敌机轰炸。于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在极端绝密的情况下，聂荣臻把毛泽东转移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隐在大山里的巴掌大的美丽小山村。毛泽东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只好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花山村在高山下的深沟里，目标小，便于防空，毛泽东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房子宽大亮堂。
毛泽东在花山村的时候，门前有一盘石碾，当村里人知道毛主席在这里住时，生怕影响他工作和休息，就很少再来这盘碾子上推米碾面了。毛泽东知道以后，让警卫员告诉乡亲们和往常一样来推碾，推碾不碍他的事。有了空儿毛泽东还到石碾旁和老乡们谈天说地拉家常，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家都不拿他当外地人。
1948年春天，张吉新正在自己的家乡花山村教小学。这天下午他从毛泽东的住处路过，正巧毛泽东从院里出来。毛泽东身穿一身黄军装，脚穿一双半新的军鞋，鞋帮上还钉着块圆补丁。张吉新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心情激动，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就笑着跟他打招呼，并且亲切地问：“你是这个村的小学教员？”张吉新回答：“我是小学教员。”毛泽东又问：“你教多少娃娃？”张吉新说：“三四十个。”“你们教的是什么课本？”
“是晋察冀边区统一编的课本。”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很好，很好。”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张吉新说：“一定要把娃娃们教好，培养好祖国的下一代。”
主席走了。但主席的这句话，却让张冀新激动万分。一个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受到主席的千钧嘱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主席这句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千百个教育工作者说的。主席建国之前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仍然牵挂着祖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祖国的下一代！其心可鉴！主席在花山的故事编入了中学课本，还编成了歌儿，被人们传唱。
后来，毛泽东在花山村期间接到斯大林的回电。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但又认为，解放战争正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也很快，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若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有重大问题需商谈，苏共方面准备派一位有相当经验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意见。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考虑过去苏联的诸多不利因素，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决定取消原拟的苏联之行。
毛泽东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之后，于5月26日下午，乘车离开花山村前往西柏坡。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至此，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完成了从陕北到西柏坡的转移，中共中央开始合并办公。这时，一年多前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后委业已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自行撤销。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正如周恩来后来指出的：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准备夺取全国胜利。
回答者： 96321liu - 魔法学徒 一级 12-18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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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旗《毛泽东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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