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甲午战争后为什么会进入“蜜月期”?

作者&投稿:太荆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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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相较于两次鸦片战争,这次失败给予中国的冲击要大得多,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输的对象不同,之前输的是西方列强,这咱们不熟,打完后知道了人家英法很强,但这次输给的则是数千年来被中央帝国视为弹丸之国的邻邦日本,这让人很难接受!

其二,代价极为惨重,两次鸦片战争的规模相当小,清王朝的内政外交权力丧失其实还是有限的,后期的同光中兴又使得表面上国势重振,但甲午战争,清王朝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藩属朝鲜,就连自己核心汉地台湾省都丢了,自宋代之后,中原王朝还未签订《马关条约》如此屈辱的条约,而赔款2.3亿两白银,几乎是鸦片战争赔款的十倍!


日本人绘制《马关条约》签字时的情景

显然,刚刚打完仗的中国人对日本人不可能有任何好感,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日关系便迅速好转,还进入“蜜月期”,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日俄战争中,中国民间普遍支持日本,黄遵宪出使日本,光绪皇帝亲自修改国书,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以图中日交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情况?

我们知道,两国间外交关系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根本还是取决于国家利益,咱们现在就来分析分析当时中日两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首先就中国来说,甲午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当然是重新认识日本,清王朝普遍认识到:日本绝不是一个蕞尔小国,也不仅是一个喜欢惹麻烦的邻居,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打交道必须极为慎重的强大邻邦,甲午战争“不察邻国,误轻小邦”(康有为语)的错误决不能再犯!

同时,由于甲午战争彻底揭掉了清王朝的遮羞布,列强丧失了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丝忌惮,分分对华加大侵略力度,“瓜分狂潮”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强,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必须救亡图存,如何“救亡图存”呢?必须要向强国学习!

此时的中国,“天朝上国” 的盲目自打情绪算是彻底消退了,开始以谦卑的态度看这个世界,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战争一役始也。

那学习对象是谁呢?很显然,最合适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中国的邻邦,和中国地缘联系最紧密,同属汉文化圈,历史文化和国情相近,而且日本也是通过一系列强国改革实现涅槃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刚刚狠揍了自己一顿的邻居是最好的老师。

于是,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分子来说,“对日学习”成为主流思潮,中国往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比如我们熟悉的就有鲁迅先生。


鲁迅和藤野先生

光绪皇帝直接发了圣旨: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赴日留学成为中国有志青年的潮流。

此时中国大有“以日为师”之势,青年学生纷纷赶日求学,地方大员纷纷聘请日本顾问,学者纷纷研究日本历史政治…

当然,“以日为师”并不代表“对日亲近”,从情感上来说,清廷对刚刚把自己狠揍一顿的日本不可能有太大好感,但是,政治家不能感情用事,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亲近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吗?

说到这个问题,就要谈谈当时的东亚局势了,甲午之后清王朝的地缘形势非常的严峻,列强虎狼环伺,清政府此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靠自己的国力根本无力拒敌,所以只能用传统的“以夷制夷”之法,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从中周旋,以获取最大利益。

其实一开始,清王朝是视日本为最大威胁的(这也难怪,刚打完甲午战争),所以清朝选择的结盟对象是主导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俄国,“联俄拒日”成为国策,甲午战争中方主要操盘者李鸿章尤其主张如此,清光绪20年,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赴圣彼得堡,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且签署了《中俄密约》,目的是共同防御日本。


后来,此事被证明是空前失策,此条约给俄国势力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后,俄国不仅出兵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京津,还单独出兵近20万侵略东北,清王朝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清王朝终于意识到了:俄国是比日本更凶恶的敌人。而在俄国侵略东北期间,日本则“仗义执言”,谴责俄国侵略行为,那么日本真的是“高风义举”呢?还是另有所图,答案当然是后者!日本人对东北一直有野心,俄国来抢他的生意他当然不高兴。

但在清王朝看来,日本是后援啊,于是另一种思潮死灰复燃——中日组建同种联盟,对抗西方!

“中日同盟”?在今天的国人看来这可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啊,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这个思潮其实是相当有市场的。

19世纪的大趋势是西方列强大举东侵,东亚各国一开始都饱受侵略,而这个时候,东亚地区还没有完全形成民族国家,(汉)文化认同仍是主流,于是乎中日两国均有一种“联合御敌,同仇敌忾”的思潮。

早在1880年,日本就曾出现了较早的兴亚团体“兴亚会”,其宗旨在于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东亚颓势,继而振兴雄起。


二战时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这种思潮的延伸

但是啊,这种思潮有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是联盟,那谁是老大?

在日本人看来,老大当然是他们的,因为日本已经实现近代化,而中国和朝鲜则都是落后国家,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中的观点是: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落后的中国、朝鲜,帮助其建设(当然现实我们是知道的,强占是有的,建设是有的,但建设的服务对象可不是朝鲜和中国人民,而是日本侵略者,这种统治方式实际是殖民统治)。

日本人当时的思潮是:野蛮的东方文明必定失败,日本应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日本自认已文明化,所以应在东亚作为领袖领导东亚的文明化,日本后来积极介入朝鲜的改革,介入中国辛亥革命,也有这种思潮影响。

这便是日本的“东洋盟主论”。

今天的我们不难看出,这实际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前身,是日本为自己称霸亚洲,奴役各族人民所制定的一种意识形态,这当然没错,但是,分析历史问题也要站在当时的角度,19世纪末东亚地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比较混乱的:首先,西方“民族主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传来,民族国家渐渐形成;而另一方面,古典时期的君主国遗风,泛汉文明认同也存在。


日本二战时的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故对全东亚的人民都有义务,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被东京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疑犯,后因罹患精神病,予以不起诉处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日本人当时实际上是想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中心,以构建一个以日本为首的,类似旧“宗藩体制”的东亚新秩序。甲午战争,某种程度来看就是中日两国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战争。

但现实操作中我们知道,由于东亚的中心自古就是中国,东亚最富庶的地区也是中国,以日本列岛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亚细亚主义”这种思潮最终演化成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开始对东亚进行了野蛮侵略,暴行累累。


注:对于当时的思潮,笔者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好理解,图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6日,韩国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这种思潮在东亚影响很大,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所给的理由便是:此人在西人东侵之时不思团结,反而欺瞒天皇(安重根对于日本天皇同样有一种尊重,在写文时遇到“日皇”两字时还在“皇”前空一格),野蛮侵略邻邦,令东亚兄弟之国自相残杀。随后他被捕,看押他的日本宪兵、看守等人竟对他非常尊敬,给予其良好待遇,丝毫没有因他刺杀了自己的国家领袖而仇视他,大批日本人甚至请求安重根赐予其墨宝。

可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那么疯狂,日本人同样深知,作为后起之秀,自身实力远不能和西方列强抗衡,为了最大限度维持在华势力,以获得最大侵略利益,必须和中国交好,所以日本当时同样大肆宣扬“中日亲善”,“同文同种”,“亚洲一体”等思潮,意图联合中国,抗衡西方 。



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和理念,所以两个国家进入了蜜月期。

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想通过学习日本变强,日本则想通过中日和善,达到取代中国在亚洲中心的地位。

因为这场战争对双方带来的损失都非常大,双方都没有更多精力再发生冲突。


有人说:“中日关系的逆转,是从甲午之役开始。”阅读上面材料,试从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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