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生平
济南的冬天作者简介,老舍笔下的第二故乡
(1)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2)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3)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
(4)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5)1922年,受礼加入基督教,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并在北京教育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同时还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学补习英文。
(6)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此后几年,老舍陆续创作了《离婚》和《月牙儿》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7)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9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载,1939年该书由人间书屋正式发行。
(8)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
拓展资料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1939年,老舍翻译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伦敦出版,译名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
1944年,创作并由良友复兴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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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5-5-31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五.四运动对老舍的影响: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中首度提到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也在<文学改革论>中提倡”写实创作”,中国因为受到世界各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文艺思想逐渐运酿转型,朝客观写实的方向前进.老舍在<创作论>中曾说过:”文学就是生命的注解”,但在这波文学的改革浪潮中,许多作家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启蒙他们的农民的身上,而忽略了城市中的市民阶级,直到老舍出现.
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曾说过,”五,四给了我一双新眼睛”,由于五,四的发生,甚至连以前深信不疑的孔圣人都被怀疑,推翻;而千篇一律的儿女情长也成为过时的故事,因而有许多新题材的产生.五.四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让文风一反被动的型式转为主动,就像老舍说的”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苦汁子出来不可”.另外,五.四运动也提供了老舍写作的新工具,也就是白话文.因此,可以说是因为五.四运动让老舍成为真正的作家.
1936.1937.1938重要的三年
1936年之前,老舍都只是非专职写作,直到1936年,碰巧遇上了山东大学的学运,老舍便因而辞职,开始从事专职的写作,而也是在这一年,有一个朋友跟他谈起自己顾车夫的经验,那位朋友曾经顾了一个车夫,但因为运气实在不好,三买三卖还是难逃穷死的命运;还有另外一个车夫,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被官兵捉了去,竟阴错阳差的得到三只骆驼,这两个车夫的故事给了老舍写骆驼祥子的灵感,于是便有了骆驼祥子.
1937年,抗战开始,文人间普遍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想法,开始成为积极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使作品由消极的风格一变转为不再妥协的反抗思想,也就在此时,出现了革命思想.
1938年,文协成立在汉口,这个组织的成立,标榜的是”用自己的力量,以文字为武器,像部队般打倒暴政”,除了老舍为主要的起事者外,其他还有周恩来,茅盾,冯乃起等也都是主力.
老舍作品的‘京味’
每一个小的事件底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是说不出而已
老舍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老舍聚集其北京生活经验与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项,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例如《骆驼祥子》P14. 33. 89. 93. 104. 151. 159. 172. 177. 185. 249. 257都对北京有情寓乎景的描写,写胡同、小羊圈、大杂院、北京的酷热冽寒,特别是天桥的喧嚣与杂乱,透露着亲切,是最下等人、贫民,却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
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藉笑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
老舍的语言艺术也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语调动的生动有力’,稍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每(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色),写出‘间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腾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俐落、鲜活纯熟、平抑而不通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致说话的神态器运,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创意,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老舍称的上‘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发展上,有突出的贡献。(节录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
关于鲁迅与老舍
老舍与鲁迅在写作的态度上,都是站在知识份子的立场,看待社会上一切的人事物,他们关怀的,也都多是受尽不平等对待的小人物;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们文章风格的迥异之处:李长之先生在<论老舍的幽默与讽刺>中曾经提到,老舍的小说中,智的成份多于情绪,他最常讽刺的,就是”妥协”和”敷衍”,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通常都是怯懦的,也因为怯懦,所以凡事都可以退一步想,也因此就永远没有改革,也永远没有进取.老舍在被社会黑暗面包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他只有在一种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感伤了”,所以他的文章缺少的是那股力量,他的讽刺,刺得轻,是幽默.鲁迅就不同,当他看见那些不平的事件一再上演,他气愤,他诅咒,他不停歇地对旧社会的种种发出强而有力的攻击,他也讽刺,不过他的讽刺,”是热骂,是挖苦”.
这也不难从他们的生活背景可以嗅出端倪:老舍从小就生长在大杂院,过的是每天只能两餐(每餐一菜:夏季是扁豆,冬季是白菜)的穷苦日子,也因为父亲的早逝,让他从幼年时期就深知生活的刻苦,反观鲁迅,从小就生活在比较优渥的环境,即便是两人后来都曾出国,也是两样背景:鲁迅是学了医,去日本留学看幻灯片,而老舍则是因为受聘而去教书,领那点薪水过活,根据胡絜青女士(老舍妻子)的说法,”老舍在那几年,手头从未有过闲钱,也因此他从没染上其他人那些好排场,好玩耍的习气.”,另外,也或许是两人受到的刺激有程度上的差异(这件事告诉我们,幻灯片的教学效果比较好喔!),所以在五四后,两位同样关心社会的作家,会写出不同感觉的文章.
老舍,中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满族,祖籍北京。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
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 ,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老舍
老舍,中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满族,祖籍北京。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
老舍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
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 ,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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