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对文学写作中的贡献?

季羡林对国家的贡献~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母亲，到济南随叔父读书，他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改变。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季羡林旁听了许多大师的课。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季羡林以四年全优成绩大学毕业。1935年，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

“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羡林，要把平生的绝学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的古代中亚语言，全世界约有不超过三十个人，懂得这种语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他头顶上飞机在飞，机声隆隆。他肚子里饿肠雷鸣。他是乐此不疲。”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点多，季羡林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古人曾用闻鸡起舞来形容勤奋吃苦的人、而季羡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翻译工作历经十年，1983年，一百万字的《罗摩衍那》终于出版，中国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1983年，季羡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残卷。此前，见过抄本的人看不懂书中的一个字母。那是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多的一个吐火罗文资料。七十多岁的季羡林用了十多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终于，季羡林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四十个国家六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中国的东方学是和季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季老今天已经96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关，百官之富”。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李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先生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
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规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
《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另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和作为作家的季羡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季羡林却鲜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为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宇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萆，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兰州碑林中，他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季羡林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却从不以名家学者自居，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人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宇，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羡林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羡林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季羡林

中国语言学家、作家、文学翻译家。生于1911年8月6 日。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人。自幼就学于济南市，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格廷根大学从著名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无法回国，即应聘在格廷根大学任教，并从著名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或称焉耆 -龟兹语）。1946年初夏返抵上海，应北京大学之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
季羡林于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起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1979年起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80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年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1985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季羡林精心研究中世印欧语言，有突出的成就。
①在印度中世语言（包括阿育王碑铭用语、巴利语、俗语和混合梵语）形态学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他发现并证明印度中世语言中语尾 -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著《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 -am向-o和-u的转化》(1944)一文；他还发现并证明不定过去时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著《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年代与来源的标准》(1949)一文。
②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他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他还阐明原始佛教采用放任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以及与语言问题相联系的印度佛教史上的其他问题。有关论文已编成《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一书。
③在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方面，他通过对《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言的异本的比较，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写成《〈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一文。1980年以来，他开始研究和译释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吐火罗语 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已发表《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等5篇论文，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季羡林的论著还有《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1981)、《商人与佛教》(1985)等。季羡林又是勤奋的文学翻译家，他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1952)、《五卷书》(1959)、《优哩婆湿》(1962)、《罗摩衍那》（7卷，1980～1984）,还著有《罗摩衍那初探》(1979)一书和《〈罗摩衍那〉在中》(1986)一文。他在梵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从巴利文、英文和德文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译本有《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编辑本段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先生的成就有哪些? - ？
仇甘瑞恩：[答案]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对我国有那些贡献? - ？
仇甘瑞恩：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的名言和成就? - ？
仇甘瑞恩：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的简介50字 - ？
仇甘瑞恩：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扩展资料: 学术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的资料 - ？
仇甘瑞恩：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简介 - ？
仇甘瑞恩：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为啥称为国学大师 - ？
仇甘瑞恩：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 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

江津区17517117826： 中国当代文学家季羡林简介什么时间去死 - ？
仇甘瑞恩：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江津区17517117826： 季羡林老先生的经典文章有哪些? - ？
仇甘瑞恩： 个人十分喜欢他的两篇散文《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另外认为值得一读的还有《九十抒怀》《幽径悲剧》和《二月兰》《清塘荷韵》写荷花,清新唯美又不失自然质朴,不同于朱自清那篇...

江津区17517117826： 通过诗歌评价季羡林 - ？
仇甘瑞恩：[答案] 《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季先生针对中国现代诗的一些意见,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季羡林先生说“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