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后83小时：被进行最后一轮抢救，被做脸模，遗体两度被整理

~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一代文豪鲁迅停止了呼吸，此时，他正住在上海施高塔大陆新村9号。

早上6点多，睡在三楼的鲁迅之子周海婴从沉睡中醒来。他发现这天早上天色已经不早了，正纳闷帮佣许妈怎么没叫他起床时，许妈红着眼上来了。

“弟弟，今朝侬勿要去上学了。”许妈说这话时声音很小，但周海婴却听得分明，停顿了一会后，她强忍着泪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听到这话后，已经7岁的周海婴哪里还待着住，他当即便不顾许妈劝阻急促地下楼奔向父亲的房间。

进门后，他看见父亲如每天清晨睡觉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唯一不同的是，今天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母亲许广平看到他后，流着泪赶过来拉住他的手，她紧紧贴着儿子，似乎害怕再失去什么。周海婴挨着母亲无声地流着泪。

周海婴进入鲁迅房间后不久，闻讯赶来的日本女护士再次对鲁迅进行了急救，当然：奇迹没有出现。也是在这一刻，周海婴有些害怕地想：父亲可能再也不会醒来了，他再也不会叫他“小乖姑”，再也不能用胡须刺他的双颊了……

周海婴的眼泪打湿了衣襟，许广平的泪也滴在了他的衣服上，他们母子第一次有了“相依为命”的悲凉感。

女护士离开后，鲁迅房间便热闹起来了，仅仅一会儿的功夫，房间里就来了很多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

这些人里最让周海婴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塑像家奥本杏花，他是负责给鲁迅做石膏面具的。

奥本杏花给鲁迅脸上涂满凡士林油膏，并把调好的白色石膏糊均匀地涂在了他的全脸。全程，周海婴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半个钟后，奥本托着面具边缘慢慢上提，面具脱离。

面具被完全拿下时，周海婴看到面具上有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那一刻，他心里涌出一种异样的绞痛，他心道：“他会痛的，他会痛的！”

他想挣开母亲冲上前责问奥本，但母亲却紧紧拥着他不让他动弹。周海婴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死死盯着奥本手里的面膜胎具。那张脸不像他平日看到的父亲的模样，周海婴猜测：这是因为做面膜时父亲嘴里没放假牙的缘故。

七八点开始，闻讯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轻轻地，他们似乎生怕打扰鲁迅“休息”。

唯独鲁迅曾经帮助过的文学青年萧军，他几乎是哭喊着冲进鲁迅房间的，跪倒在鲁迅遗体旁后，他便嚎啕大哭。周海婴听着他的哭声也跟着止不住地泪流，直到晚年时，他也一直记得这一幕。

萧军走后，前来吊唁的人还有很多，冯雪峰、宋庆龄等也第一时间赶来了。悲痛中的许广平开始和鲁迅弟弟周建人等一同商量丧事的安排。

鲁迅的去世是大事，所以，许广平等需要周密安排的大小事实在太多。商议时，冯雪峰满脸忧愁地走到窗子边道：

冯雪峰说这话有他的考虑，鲁迅的身份太特殊，他又多次批评过国民党。所以，此时盯着鲁迅葬礼的人势必很多。宋庆龄听到这后想了想说：“救国会可以，它是公开的，又能联络各界人士。”

救国会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组织，而宋庆龄当时正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若丧事交由她承办，一切自然会好办很多。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将出殡事宜交由万国殡仪馆承办。

当天，他们还拟定了9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名单第二天见报时，除上海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刊登时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鲁迅去世的消息被公布后，他的朋友、学生纷纷赶到寓所吊唁。这些人里，有沈钧儒、夏尊、巴金、赵家璧、孟十还、柯灵、田源、田军等等。

鲁迅的寓所第一次人流不断，但这些人来时都是默默地，他们到二楼鲁迅卧室瞻仰完遗容后有些会安慰许广平几句。

此时的鲁迅遗体上盖着一床粉色的棉质夹被，他的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这块纱巾是周海婴无数次想去扯下来的，他不喜欢那块纱巾，它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没有父亲了。

周海婴其实早已料到这一天会来，这半年来，随着鲁迅病情的加重，他家便常有医生出入。所以，在后来的《鲁迅与我的七十年》里，他甚至坦言，在父亲去世前几天，他甚至常恍惚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父亲要死了！”

周海婴能预料到的，鲁迅自己早已料到。

所以，去世前几个月，鲁迅曾在病中写过一篇《死》的随笔文章，这篇文章里，鲁迅直接将自己的遗嘱写出了。他的遗嘱总共7条：

这篇文章甚至讲到了鲁迅死前“是否原谅仇人”的问题，他在文中给出的答案是“不原谅”，他用他一如既往的刚硬口吻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自己和儿子周海婴能预见到的“死”，许广平自然也早有预感了。只是，同周海婴一样，她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那样快。

电影公司拍摄的这些影像，后来都成了珍贵的 历史 影像。所以，后来的周海婴曾无数次感叹：幸亏他们用镜头做了记录。

也是通过他们的镜头，后世人才看到了当时鲁迅卧室的摆设。

鲁迅卧室的床头是一张半旧的书桌，去世前一天，他甚至还伏案在这个书桌上给好友内山完造写了最后一张便条，便条内容是“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要他速请医生。因为写便条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坏了，所以便条上有很多被涂改的痕迹。大约，那张便条上也有他想写却没写出来的话。

17日上午，即鲁迅去世前两天，他还曾趴在桌上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纪念刚去逝不久的章太炎。

镜头里，这张书桌上杂乱地堆着鲁迅的书籍和手稿，桌上还有两支“金不换”毛笔直挺挺地插在笔筒里，笔筒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蛊。

书桌旁边有一个藤躺椅，那是鲁迅经常躺着构思的地方。就在去世前一天，他还躺在这个躺椅上看过报纸。

鲁迅的床头床尾各有一个小书柜，书柜里都摆放着他平日会翻阅的书籍。

从镜头看去，鲁迅的卧室有两幅画特别引人注目，这两幅画一幅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另一幅则是儿子周海婴的油画肖像。这两幅画，也是周海婴最喜欢的。

万幸，除了拍摄鲁迅寓所外，明星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拍下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万国公墓安葬的情况，这些，全是给后人留下的珍贵史料。

当天下午3点，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万国殡仪馆的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按照惯例，他们将对鲁迅的遗体进行简单地整理和化妆。

当晚，是周海婴有记忆以来，父亲第一次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父亲被运走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往后，他早上醒来再也不用蹑手蹑脚了，因为他的家里，再也不会有熬夜晚起的父亲了。

就在鲁迅去世的当晚，随着上海《大晚报》刊出鲁迅讣告，整个上海甚至整个中国的文学界都震颤了。他的死引发了剧烈反响，全国都沉浸在悲痛中。

第二天，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纷纷传来。

鲁迅不是一般的文人，他是一个用笔革命的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用笔唤醒麻木的国人。也是没日没夜地战斗，他才在55岁这年就因病辞世了。

也正因此，后来的林语堂等才坚持认为鲁迅“非病死”而是“战死”，林语堂曾在讲到鲁迅之死时说：

鲁迅唤起无数国人走上革命大道，他扶助青年们像他一样成为革命战士，他认为：只有如此，中国才有救。

可遗憾的是，革命还未成功，鲁迅却战死了。也正因此，鲁迅的死，才成了无数国人的隐痛。巴金曾在写到鲁迅之死时说：“全中国的良心，从未像现在这样悲痛。”

一封封唁电从全国各地飞来时，鲁迅已经躺在了万国殡仪馆大厅二楼。

当晚，留在殡仪馆守夜的是胡风、黄源、雨田、田军四人。

20号清晨，即鲁迅去世的第二天，殡仪馆工作人员再次为鲁迅进行了简单整理，随即，他的遗体被移到了楼下的大厅。

上午9点，各界闻讯赶来瞻仰鲁迅遗容者纷至沓来。吊唁开始后，灵堂迅速被花圈、挽联包围了。此时的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他两颊瘦削，神采如生。

遗体后面的灵桌上，放置着鲁迅的八寸遗像，遗像周围也缀满了鲜花。

在众多的挽联里，有两幅挽联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幅是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上写：“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而另一幅则是郭沫若的挽词：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0点过后，便是正式吊唁了。当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时，许广平终于忍不住匐地失声痛哭，周海婴也跟着痛哭不已，其他人也纷纷落泪。一时间，现场哭声一片。

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时，许广平的哭声依旧没有止住。当日，鲁迅入殓时，被换上了一套与他平日穿着完全不同的服装：他内穿白绸衫绔，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绔及长袍，其外再加以同色锦衾。

相比之下，这身衣服与他平日的朴素穿着截然不同。周海婴看着被换上“华服”的父亲，他有些不习惯。直到父亲的遗体被覆上绯色彩绣锦被后，他才再次确信眼前的人是自己的父亲。

此时的鲁迅遗体已被进行了一轮精心化妆，他看起来比先前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头发被梳理得一丝不苟且很有光泽，他的头下放置了一只白枕头，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睡着而非故去了。

之后，内山完造找来的日本医药人员给遗体注射了防腐剂。

正式入殓时，许广平、周海婴负责扶住鲁迅的头，而鲁迅弟弟周建人和侄女则扶着足部，他们和殡仪馆职员一起亲自将鲁迅安置到了棺材里。

鲁迅的棺材是宋庆龄参与购置的，这个棺材为深红色楠木制成，它的制作一看便是西式，棺身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因为棺材一半是玻璃制成，所以人们可以清楚地瞻仰鲁迅的遗容。

入殓后，周海婴再看向父亲时，竟恍觉：他是睡着了，而不是已经去世了，他看起来太安详了。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和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正式的出殡时间是22日下午。

治丧委员会和各界救国会还就一些细节和鲁迅密友开过会，会上他们也讨论了“由谁抬灵柩”的问题，对此，胡风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说：“先生的棺材应该由文艺界来抬，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先生具有国际主义者的风范，不是民族主义者，他生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此，章乃器却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先生属于世界被压迫大众，更属于中华民族。失去了他的民族性，国际主义空泛之致。在国难当头的今天，先生精神应该归结为民族求存。”所以，他的观点当然是不支持由纯粹的文化界文人来抬棺。

最终出来打圆场的是沈钧儒，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起灵时文艺界抬棺材，到公墓时由各界人士来抬。”

这项讨论结束后，大家便就鲁迅棺木上应该覆盖怎样的旗帜进行了讨论。当时，若要代表国葬则必须覆盖当局的旗帜，可鲁迅却又是当局的反对者。若为“国葬”名头而违背鲁迅生前意愿，显然很荒唐。可若不如此，又非国葬。

最终，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给他一个民族的葬仪。

沈钧儒听到救国会成员喊出“民族魂”三字后缓缓道：“好。周先生得不到什么国葬，但可举行一个民族的葬仪，他地下有灵会高兴的。”

随后，沈钧儒铺纸提笔伏案写下了“民族魂”三字，众人看去，这三字墨酣淋漓、一气呵成，颇有荡气回肠之感。

接连两三天的吊唁中，负责照顾鲁迅遗体的一直是胡风等四人，他们还负担了群众瞻仰签到、花圈、挽联登记等琐事。

越接近正式出殡日时，前来瞻仰遗容的人也越发多了起来。

瞻仰者中，有工人、店员、职员、学生、教师，也有文艺界圈内人士，根据相关记载，自发前来瞻仰鲁迅遗容者竟达六千多人。

这些人中，多半是青年，他们有的读过他的著作，有的却只知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但是否读过鲁迅作品，都已不重要。

鲁迅葬礼最热闹的那天，是他正式出殡那天。

22日下午一点多，即鲁迅去世的第4天，人们从城市不同的角落汇入了庄严肃穆的万国殡仪馆，人流中出现了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以及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的身影。

这一切，都预示着这一天的不平凡。

这天，鲁迅的灵柩将从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启灵，并在数小时后抵达万国公墓。

当日下午1点50分，人们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启灵祭”。 仪式时，鲁迅的亲友和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多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后，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之后，周海婴和母亲等人一起绕着棺材走了一圈。

下午两点，作家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十六人抬起了灵柩，当日抬棺的人，多是鲁迅的接班人。而扶灵者，则为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茅盾、胡风等。鲁迅的灵柩缓缓从地面腾空的瞬间，无数人泪似涌泉，呜咽、嚎陶一片，一时间，无数双手争相触摸棺木。

民众纷纷喊着鲁迅的名字，那一声声呼唤，一如鲁迅生前用笔喊出他们的心声。民众知道，从此，那样的呼唤将不会再有了。

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极致的悲壮。

原本很短时间便能完成的移灵，因为民众的不舍而致半小时才完成。灵柩终于被移置到了柩车内，执绋者随柩而行，至大门外整队。此时的民众只能纷纷伫立着，含泪凝望向柩车……

在人群中的周海婴第一次看到如此多人齐声痛哭，他头一次被深深震颤到，他也从那一刻起，真真觉出了父亲的不平凡。

2点30分，送殡队伍正式出发。送葬队中，负责拿鲁迅遗照的是他的侄女，遗照上的鲁迅眼神刚毅、坚定，这遗像是画家司徒乔所绘。画像后便是鲁迅的灵车，灵车后紧随的4辆车则坐着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等。

在灵车上，周海婴被人问话时脱口道：“爸爸睡了，他在休息。” 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参加葬礼的女作家解读为他的“年幼、天真、不谙世事”。但实际上，当时已七岁的周海婴怎会不知父亲已去世，他之所以如此说，只是想告诉周围人：“他并不像已经死了，他看起来像睡着了。”

但不管周海婴这话的本意是什么，他当时想表达的都是：“我父亲像是‘没死’！”

不得不说，周海婴在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真理：鲁迅并没有死，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也将永远活在亲人、朋友的心里。

原本，送葬队会经过闹市区，可因为当局不同意，最终，鲁迅的送葬队只得绕行偏僻的地方。根据史料记载，调整后的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

可即便避开了闹市区，一路上前来为鲁迅送行者依旧人山人海。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之前读过鲁迅文章、受过鲁迅影响的青年、少年。

而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

因为送葬队伍实在太过庞大，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派出大量巡捕和警察前往监视。

下午三四点时，随着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的加入，出发时6000多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了几万人，有人开始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撒出的纸钱），他们高呼继承鲁迅遗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人们惊奇地发现，天空中飘落的纸片，竟不是冥钱，而是写着鲁迅生前救亡主张的字句。

这支万人队伍中，还不间断地传来专为鲁迅写就的挽歌，挽歌里唱的是：

值得一提的是，送葬队经过哥伦比亚路和虹桥路的转角处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他们好奇地伸长脖子观望，然后，他们纷纷哀叹：“中国竟出了这样一个大作家，竟会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葬”！

下午4点30分，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抵达了万国公墓，他们将在礼堂举行最后的追悼会。追悼会仪式的主持者是蔡元培，致悼词者是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等还发表了演讲。

随后，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笔手书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

将“民族魂”旗帜覆盖在鲁迅棺木上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未曾想到：鲁迅将是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覆盖“民族魂”旗帜下葬者。

正式下葬时，墓穴四周的人竟自动挽起手筑成人墙，随后，依据千百年来的法则，十四位作家紧攥绳索，缓慢、平稳地将棺材放入墓穴中……

泥工将石盖盖严实后，又用水泥封住了每个角落。随后，一把把泥土，纷纷扬扬落在了石盖上堆成拱形的土包。

全程，伴随着一切并行的，还有许广平、周海婴以及民众的哭声。

关于鲁迅葬礼的这段细节，叶圣陶曾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写道：

“从未有过”、“再未有过”的葬礼之后，等待鲁迅遗体的是腐朽，但他的精神却终将“不灭”。

葬礼后，郁达夫曾在《怀鲁迅》中这样阐述“民族魂”，阐述鲁迅精神，他说：

毛泽东曾在阐述鲁迅精神时说，鲁迅精神有三方面：一是 “他的政治的远见”，二是“他的斗争精神”，三是“他的牺牲精神”。

鲁迅死后，以他之精神为救国救民而前进的志士，有千千万万。只要他的精神还在，这样的志士，便将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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