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仕均的轶事典故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2、表现形式不同
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历史与文学既有联系，又各有千秋。历史注重于实际，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文学则更注重于素养，有更高的观赏价值。

邓仕均所在部队“老五团”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抗战时期，当地老百姓曾有歌谣：“北有老三团，南有老五团。杀敌显威力，鬼子胆心寒。”
1938年，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分区学兵营受敌人压迫后退，邓仕均所在的连队奉命驰援，与据守在南坡村的敌人形成对峙，上级命令当晚一定要拿下南坡村。然而，南坡村高地附近地势险要，日军封锁了道路，难以接近。连长主张连夜迂回25公里发动进攻，任排长的邓仕均则主张攀援悬崖陡壁发起突袭，并自告奋勇带领全排在前面开路。连长经过一番考虑，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晚，据守山头的敌人依仗险要地形，放松了警戒。邓仕均率部成功攀上悬崖，随着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敌人一个小队全部被歼。第二天拂晓，八路军主力部队顺利发起进攻，消灭了300多名日军。
1943年秋，邓仕均负伤住在花木后方医院。一次敌人“扫荡”时，正在发着疟疾的邓仕均掉了队。日军发现了他的踪迹，妄图活捉他，开始了满山遍野的搜查。这时，正带领乡亲们转移的妇救会长戎冠秀发现了他，“啊！是自己人，快！跟我来吧！”
戎冠秀搀扶着邓仕均向半山腰的一个山洞爬去。可是洞口距地面有七八尺高，身染重病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关键时刻，戎冠秀蹲下身子，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顺势把他顶进了山洞。
在戎冠秀的精心照料下，邓仕均终于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时，他对着戎冠秀扑通跪下，连声喊着“娘，娘！”戎冠秀则含着眼泪说：“咱八路军不兴这个，你负了伤，我侍候你是应该的。”
1944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北崖村召开，戎冠秀由于积极拥军获“北岳区拥军模范”称号，邓仕均也因作战勇敢获“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称号。
大会最后一天，戎冠秀走上讲台，讲述自己抢救八路军伤员的故事。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救命恩人，邓仕均快步走到戎冠秀面前，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戎冠秀笑呵呵地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不过你是谁，我还真是不记得了！”“大娘，我叫邓仕均，没有您的救护，我一定活不到今天！谢谢您……”
当时，晋察冀军区专职摄影记者叶曼之让他们站在一起，用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感人的瞬间。聂荣臻看到这张照片后，欣然为其作了“光辉永存”的题词。这张著名的《晋察冀三英雄》，即邓仕均、戎冠秀、李勇的合影照，发表在晋察冀画报1944年第5期封面上，成为叶曼之的传世名作。
会后，邓仕均亲自把戎冠秀扶上骡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返回部队后，他还给戎冠秀写了一封信：“您是子弟兵伟大的母亲，我愿将我的枪端得平平的，瞄得准准的，去射击万恶的敌人，保卫您，保卫我们的晋察冀。”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召开，邓仕均和戎冠秀再次相逢，戎冠秀抚摸着邓仕均身上的伤疤，问长问短。邓仕均更是把戎冠秀当作了自己的母亲，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会议期间，他们还幸福地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合了影。
1959年10 月1日，戎冠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时，听到了邓仕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噩耗。闻知这一消息，戎冠秀两腿发软，哭着说：“他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多好的同志啊！”
如今，在武警指挥学院卫士广场一隅，矗立着一座根据邓仕均和戎冠秀当年的合影创作的人像雕塑，他们之间鱼水深情的感人故事也成为武警指挥学院对学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 1950年3月，邓仕均所在的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五九团进驻陕西旬邑县马栏镇，主要任务是开荒种地，这期间，由于没有战事，部队暂时安定下来。
自1932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后，邓仕均从未忘记自己的父母和兄妹。1950年4月，邓仕均试着给千里之外的父亲邓元高写了封信，由于当时全国刚刚解放，邮路还不十分畅通，这封信辗转了数月才到达苍溪。
突然收到邓仕均的来信，全家人欣喜若狂。18年来，亲人们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以为他早就牺牲了。谁知他不但活着，而且还当了团长，邓家顿时热闹起来，乡亲们纷纷前来串门道喜，邓元高夫妇更是激动万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邓元高决定，立即启程前往陕西看望儿子。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时的四川还没有铁路，虽然川陕公路已全线开通，可邓元高家里穷得丁当响，什么交通工具都乘不起。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他去寻儿的决心。
1950年9月中旬，50多岁的邓元高携侄儿邓仕瑶出发了，他们每人背了一个竹背篼，内装几双草鞋以及盘缠、口粮和做竹席的工具，还背了许多竹子劈成的篾条。叔侄俩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路。
一路上，叔侄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饿了就吃点儿干粮，渴了就喝点儿泉水，困了就倒在路边睡。后来干粮吃完了，盘缠也花光了，他们就一边走一边编竹席，卖了换钱，再后来，没有篾条可编了，干脆就讨饭吃。
邓元高逢人就讲：我儿子是红军，是解放军，驻扎在陕西旬邑县马栏镇，我们已经18年没有见面了，我就是去找儿子的。这一招还真灵，许多好心人主动接济帮助他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水喝，有的人还让他们借宿。
整整18天，邓元高草鞋穿破了好多双，脚上被磨出无数个血泡，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硬是从苍溪走到了西安。
到达西安后，叔侄俩打听到六十三军驻在三原县城，顾不上休息，又迈开双腿星夜兼程，两天走了近70公里路，终于抵达了三原，找到了部队驻地。
时任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听了邓元高的讲述，大为感动，当即电话通知了邓仕均，并派车把叔侄俩送到邓仕均所部的驻地旬邑县马栏镇。
当看见衣着破烂、满脸黝黑、一身疲惫且像个叫花子似的父亲时，邓仕均这个在敌人和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钢铁硬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扑通”跪下给父亲磕了几个头，父子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落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仕均叫来妻子苑秀珍也给父亲磕了头，又抱起儿子邓其平，说：“这就是您的孙子。”邓元高立即抱起孙子，开心地大笑起来。邓仕均让父亲洗了澡，理了发，又给他买了好几身新衣服，带着父亲逛了旬邑县城，照了许多像。又带他到部队各个单位和部队种的地里去参观。邓元高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生还能见到儿子，儿子还当了官。他逢人便说：“我儿子是团长！我儿子是团长！”
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邓元高天天抱着宝贝孙子，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儿时的邓其平既顽皮，又可爱。每当爷爷亲他哄他，他总是用小手不停地摸爷爷的两撇八字胡：“爷爷你有胡胡，我没胡胡，你上火车给我买个胡胡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邓元高千里寻子的消息传开后，邓仕均的许多领导和战友，甚至许多战士、家属都来看望老人，还把邓元高的事迹当作活生生的政治教材，编成小报、节目广泛宣传。甚至还巡回展览他穿过的草鞋、破衣服以及走路用过的棍子，以此激发广大战士的阶级感情。
虽然在部队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却是邓元高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由于部队接到入朝作战的命令，邓元高不得不含泪和儿子、儿媳及孙子告别。
临行那天，邓元高和侄儿骑在马上，邓仕均及妻子前往送行，邓仕均再三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称抗美援朝胜利了就回家乡。邓元高则老泪纵横，依依不舍，把宝贝孙子抱着亲了又亲……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却是父子的诀别。 1951年下半年，许多部队家属都和朝鲜战场上的亲人联系上了，唯独苑秀珍没有丈夫邓仕均的任何消息。不久她发现周围的战友、家属见了她话都少了，有的人看到她则悄悄躲开了，难道丈夫又负伤了？为啥人们都躲着自己？苑秀珍不由得产生了怀疑，直到兵团留守处的领导找她谈了话，她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丈夫牺牲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苑秀珍忍不住失声痛哭，一想到自己才24岁，上有两个家庭的老人，下有一对年幼的子女，她顿时陷入无边的悲伤和无助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都以泪洗面……
苑秀珍是河北省满城县大楼村人，8岁就当了人家的童养媳。1946年，解放军三纵七旅十九团一营驻扎在大楼村，营长邓仕均经常帮助老百姓扫院子、挑水、拾柴、种地，和乡亲们拉家常说笑。他开朗亲切，谁家娶媳妇他还和村里人一起闹洞房，全村老少都非常喜欢他。只要听到他的马蹄声，全村人都要跑出来迎接他。
那时满城一带已属解放区，解除了封建婚约的苑秀珍参加了妇救会，斗地主、做军鞋、搞宣传，样样都跑在前面。村长冉进勇见邓仕均还单身一人，便热心做媒，把苑秀珍介绍给了邓仕均。经过一段时间交往，1947年初，20岁的苑秀珍与32岁的邓仕均喜结良缘。
婚后，苑秀珍随丈夫到了部队，邓仕均帮助她学文化，教她看书读报、写家信，又介绍她入了党。1948年4月12日，苑秀珍在河北唐县李家庄生下了儿子，那时邓仕均正在前线打仗，4个月后才回到后方见到了宝贝儿子。他说：“我们苍溪有个地方叫岐坪，就给儿子取名邓其平吧。”
此后，苑秀珍又跟随丈夫解放太原，西渡黄河，进军大西北，千里追击马匪，一路从山西、陕西转战甘肃、宁夏。她怀抱着儿子，部队打到哪儿她就跟到哪里。
1950年3月，已升任团长的邓仕均率五五九团进驻陕西省旬邑县马兰镇，夫妻俩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住在部队驻地的两间窑洞里。
1950年11月中旬，部队准备开赴朝鲜前线。离开驻地时，苑秀珍抱着儿子，挺着已怀孕9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她多么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边啊！但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看着骑在马上的丈夫，苑秀珍依依不舍地再三嘱咐，一直目送马队越走越远，她和儿子还在招手。
谁知这一走却是生离死别，她永远失去了心爱的丈夫。
1950年12月31日晚，苑秀珍在三原生下了女儿。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后，尚在曲阜整编的邓仕均欣喜若狂，他说：“这是老天赏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如今真是儿女双全啊！”给宝贝女儿起个什么名字呢？邓仕均想起家乡的女孩总爱带个“菊”字，“对，女儿就叫邓菊平吧！”但他始终没有见过女儿一次，给自己和女儿都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951年10月，闻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苑秀珍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她要亲赴朝鲜前线寻找丈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要看一看和丈夫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当时，领导和战友们都不同意，因为朝鲜战事正激烈，很危险，但苑秀珍的态度十分坚决：“去，一定要去！”
由于邓仕均是全军闻名的特等战斗英雄，又是老红军、老八路，最后经志愿军司令部和十九兵团领导批准，同意了苑秀珍入朝的请求。
这年深秋，苑秀珍带着3岁的儿子从三原乘火车经西安转车，回到阔别将近5年的家乡大楼村，她决定把儿子放到姥姥身边，孑身入朝。
回到家乡，苑秀珍强装欢笑，不敢把噩耗告诉两个老人，怕他们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晚上，她和妹妹睡在一个屋里，这才把丈夫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妹妹，姐妹俩悄悄地抱头痛哭，生怕惊动了隔壁的父母亲。
第二天，苑秀珍把欲去朝鲜的事告诉了母亲，但母亲却不同意，担心那里太危险。于是，苑秀珍编造了一个谎话，说：“仕均在朝鲜负伤了，我要去看望他。”苑秀珍跪在地上，抱着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爱女心切，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
这年冬天，在上级安排下，苑秀珍怀着对丈夫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思念，毅然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在朝鲜的日子里，兵团首长，军师领导先后接见了苑秀珍，向她介绍了邓仕均牺牲的经过，介绍了部队抢遗体的过程，领导们一再鼓励她要坚强，要抚育好子女。许多朝鲜老百姓听说她丈夫在前线英勇牺牲了，都相约一起来安慰她、帮助她、照顾她。苑秀珍说：“仕均是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我要抚育好两个孩子，让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苑秀珍在朝鲜待了近一个月，才回到国内。 2012年，曾任邓仕均警卫员的陈明月含泪回忆了邓仕均牺牲的经过：
1951年2月17日，正值农历大年十二，部队悄悄地渡过了鸭绿江。
第二天，军长傅崇碧命令师长、团长乘汽车到前边勘察地形，接受战斗任务。那时志愿军除了军长乘小车外，每个师乘一辆大卡车，师长、团长坐在一辆卡车上，邓团长乘第三辆车。
当时，敌人的飞机整天在空中盘旋，发现我军目标就狂轰滥炸。加之朝鲜多是山地，道路窄、弯道多，司机道路不熟。汽车爬上一个大坡到了山顶，突遇一个死弯，司机反应不及，失去控制的卡车坠下山沟，连翻了三个滚，车上的人当场牺牲两个，邓团长和我负了伤。
邓团长因此留在后方养伤。但他一直惦记着部队，几次要求重返部队，但都因伤势未愈不能成行。
五次战役打响后，邓团长听说五五九团打得不好，心急火燎，加之上级已准备提他任一八九师副师长。他担心到了师里后，参战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他不顾自己的伤情，立即带着我往南寻找部队。走不动时，我劝他休息他也不肯，说：哪有那么多事！一打仗什么病都没了！
19日傍晚，师长命令邓团长甩开当面之敌，继续向敌人纵深迂回前进，邓团长立刻带着一、二营大胆向敌人纵深勇猛穿插，他带着警卫员和司号长始终走在最前面，位置比尖刀排还靠前。
时隔不久，一个多团的美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五五九团进攻。邓团长带领全团击退了敌人团营规模的6次冲锋，歼灭敌人200多名。后接到师部命令，全团坚守到夜里12点，然后分批撤出阵地。
就在我们通过一个峡路口时，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邓团长，他喊着：“明月、明月，我挂花了！”我立即跑到团长身边，看到邓团长左大腿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直流，我马上从皮包里取出两个急救包，准备给他包扎。就在这时，敌人又一阵炮弹打过来，其中一发落地爆炸，飞起来的弹片击中了邓团长的头部，他当场牺牲，年仅35岁。时间是1951年5月20日晚9点左右。
我赶紧找人找担架，路上碰到了从前线撤回来的刘波政委，我悄悄向他报告，七〇一（邓团长的代号）牺牲了。刘政委心情十分沉重，立刻命令组织股长、保卫股长和我抬回邓团长遗体，如果条件不允许，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暂时掩埋，但要做好记号。
我们迅速返回邓团长牺牲的地方，找到老百姓一块门板，轮流抬着邓团长的遗体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离洪川江不远，因洪川江水深浪急，抬着遗体很难过江，于是决定就地掩埋。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个干河沟，把遗体放在门板上，我把随身带的一块方雨布盖在邓团长身上，三个人用河沟两边的土将他埋了。遗体是头朝北脚向南，我又用小铁锹在旁边的小树上削掉一块树皮作为记号。
过了洪川江已是21日早晨，我看到了师长徐信就站在江边，他一脸怒气，令两个战士把我架过去。我当时满脸都是土和血，左边背的一只驳壳枪被打断，腰间插着邓团长的防身小手枪也被炸坏了。
我向师长报告了邓团长牺牲的经过，师长问：“你负伤了没有？”我回答：“不知道。”我知道师长问的意思，因为警卫员的职责就是保护好首长，做到首长在警卫员在，首长亡警卫员亡。师长又说：“邓团长牺牲了，你怎么回来了？”说罢，师长命令我向后转，我以为要枪毙我，于是转过身闭上眼睛等着，可是好久也没听到枪响。原来，师长看到了我背着的邓团长的望远镜，两个镜头都被炸没了，师长顿时明白了，于是他挥手让我走了。
当天黄昏，我又接到立即赶到师部的通知。
徐信师长亲自布置任务，说是毛主席下了命令：一定把邓仕均的遗体抢回来！师长说：“抢不回来要你们的脑袋。”
师长问我：“给你200个人行不行？”我答道：“人不能太多，30多个人就够了。人多目标太大，反而更危险。”师长说：“我就给你30个人，全军的火炮支援你们。”
我身背一部步话机，带着一个排，在全军炮火的掩护下，于21日晚上10 点多又重新渡过洪川江。我们大约行进了五六公里，爬过一个山坡、一座山头，前面就是那片开阔地，大约就是掩埋邓团长遗体的位置。谁知一看，这里到处是敌人的坦克，所有的大灯都亮着，一片灯火通明，根本无法下手。
我来回走了三趟，想靠近那片开阔地，但都没有成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用步话机向师长报告了情况，师长叫我们在原地待命，我们30多人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师长这才命令我们撤回去。
渡过洪川江，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我看到徐信师长就站在江边靠西的位置，傅崇碧军长站在稍靠东边一点的位置，他们都是一整夜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一直在等我们安全返回。师长对我讲，为什么让你们在原地呆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抢回邓仕均的遗体是毛主席的命令，让你们撤回来也得请示毛主席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