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长城的历史、传说、结构的资料吗

有关于长城的历史、传说的资料~

戚继光设宴排座次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蓟门边防线上服戍。那时候，“他刚甘出头，官职也小，人微言轻，没有引起人的注意。过了十来年，隆庆元年（止67年）～北方告急、京都面临俺答部族的入侵。明朝统治者急忙把作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从南方调来，镇守长城。这“京畿防区”，本是“将帅不得其入”之地。首领门各主山头，因循苟且，克扣兵晌，官官相护，贪污筑城款项。戚继光初来，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防守训练；他名声虽大，一时难以打开局面。、幸好蓟镇总督谭纶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宁，与戚继沁有过合作，这又再次共事，他鼎力“支持戚继光的事业。他们商定从浙江义乌召来三千抗倭军士。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戚继光～手下的骨干；既是作示范的标兵，又是教边城守军车成、骑战、步战的教官。同时，他们还协助戚继光将矮小厂陋，，‘高不足以拒，踱羊，露众乘墙，不蔽风日”的城垣重新修筑。至今长城上的明代，‘题名碑”中，还留有浙江籍官员的名字：谭纶和戚继光团结一致，修筑长城，督促将吏各筑一段，分片包干。并亲自往崇山峻岭巡视。检查工程。他们看到所筑城垣，质量良萎不齐，相差悬殊。在第一期工程告竣时，他们在总督衙门大摆酒宴，以优劣分座次。最优者坐于大厅两厢。其次者坐于廊底下面，三等者坐于衙门大门·之内，劣者坐在门外。经过这一番褒贬分明座次排列，再次动工时，将吏都不敢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了，工料费用也大大节约。往年边墙费耗资矩万，效果甚微。这次全部工程完毕，政府每年花费10万绪（铜钱），可顶得上往年120万络使用。

青龙倒吸水

从天险沟口停车场沿京张公路而上，不远的公路北侧山脚，有个四方形铁盖，像是盖住下水道口子。其实，那下面曾是一汪清泉。铁盖旁的山坡，是一片赭红色的石崖，中有一道青灰色的石脊，随着山势婉蜒而下，伸向铁盖旁。石脊宽约20多厘米，节肢皱裂，斑驳苍劲，连同清泉，合称“青龙倒吸水”。我国古代常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地理方位东西南北。“青龙倒吸水”的位置，恰好在八达岭关城东面，与关城西南陡峭雄险如虎蹲坐眈眈注视关内外的山峰相呼应，构成“龙蟠虎踞”的绝险关隘，故“青龙”的奇景格外著名。古时关沟建有横跨山涧的石桥，就取名“青龙桥”，京张铁路在附近设车站，也取名青龙桥车站。这里的青龙，以“倒吸水”称奇。因其脊上终年是湿漉漉的、好像是“龙”头伸进泉池吸上来的。经地质考察得知：“青龙奇石”是地下岩浆沿着裂隙上浸，凝固后形成的岩脉、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岩脉两旁储红色花岗岩，坚密度较差，岁月沧桑，风雨浸蚀，层层剥落风化，使“青龙”显著臌凸而出。同时，由于花岗岩裂隙易于渗水，当两边的水浸到这条青色岩脉处，青色岩脉不渗水，形成细流沿岩脉两侧淌下，贮入岩根泉池之中，宛如“吸水”。而今，岭上植被不丰，水源短缺，“青龙”依在，只是无水可“吸”了。

元惠宗泪洒关沟路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无璋在应大府（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是时，他封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受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的重任。徐达领兵北伐，一路征战，所向披靡，7月27日占领通州、大部城指日可待。无惠宗妥环欢尔得此消息，心惊胆战。他先在清宁殿与后妃、太子商议，想避兵北去；然后在端明殿召见群臣，发表主张。大臣们听后意见纷纷，吵闹得端明殿内一片混乱。宦官伯颜不花放声大哭说：“世祖忽必烈开创的天下，陛下应当死守，怎么能弃呢？”妥欢贴睦尔在殿内徘徊一阵，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他觉得与其被俘，不如逃走，就在这天的黑夜里、妥欢贴睦尔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开健德门逃出大都北去。天刚放亮。皇室车马一行已走在关沟道上。他是很熟悉这条路，只是今日走来，百感交集，不禁连声长叹。元朝定都北京（大部）后，把原旧都和林（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境内）称为上都。每年四月至九月，皇帝往上都避暑。秋后再回大部，“岁以为常”。“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衰龙。”关沟是帝王往返必经之路，于是得到重点开拓，大兴土木，展宽道路，险要路段刻佛像于崖壁，建寺庙于道旁，乞求神灵保佑。最大的一座是大宝相永明寺，建有花园，帝王下榻的行宫和壮丽的、过街塔。过街塔遗址，便是今天还能见到的“云台”。那时，关沟道上十分热闹，有僧人写诗道：“砾中十里号五里，道上千车联万车，“妥罐贴睦尔这回在关口路上逃生，一路凄凄惶惶，触景生情不禁热泪盈眶。想起日日夜夜“宫中舞女斗腰肢”的生活已成过去，来日未卜，更是痛苦万分。日正中天，正好走到永明寺过街塔前，这是妥罐贴睦尔登上帝位十周年时赦建的佛塔，本以为如此功德，禅灵能保住江山永固、可是过了甘多年内忧外患不宁的岁月，眼看就国破基摇了。寺院僧人照例赶紧设置祭坛，燃烛焚香。，妥欢贴睦尔，无心久留，伫立一会几，就满面愁云的赶忙上路了。日暮时分，车骑登临八达岭山口。在北大红门下，他回身远望那暮霭沉沉的南方，似乎望见了朦胧中的大都，泣不成声，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从此，妥欢贴睦尔与关沟御路永别了。妥欢贴睦尔北逃，是元朝灭亡的标志。朱无璋称赞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在他死后赐给他一个“顺帝”的称号。
长城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西方文化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由历史变成神话。西方的长城神话传统或话语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西方七个世纪间形成的中国形象传统，浮现在《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文本语境中，赋予卡夫卡这篇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小说某种深刻的"汉学"意义。
一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 1917年3、4月间，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 这部小说令人费解的不仅是它的题材，还有意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在苍穹覆盖不了的帝国土地上，中国人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筑。奇妙的不是这个奇迹般的工程，而是完成这项工程的组织。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领导者究竟怎样把个人身上那种散乱的"可能性都汇集到一个目的上"，创造出奇迹？关键在于分段而筑。万里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何个人都渺小得看不到它的完成。为了避免经年累月地在荒郊野外砌石头会让人"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信心"，领导者让每一队劳工在砌完500米后就调往另外一个地方。当然，问题也就出在这种"分段而筑"的办法上，它与修建长城的目的正相矛盾。"使用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许多缺口……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一道奇迹般的大墙，从西南到东南，跨越帝国的北方边境，但充满缺口的，从不连贯，这样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充满缺口的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门。
小说戏拟某种学术(历史或汉学的)论文形式，不断解析修建长城的方式(分段修建)与目的(防御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长城之建造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或许这向伟大的工程本身就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性。小说继续解构有关长城的"各种传说"。不仅长城修筑的方式与目的相矛盾，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思考开始的地方，荒诞出现。卡夫卡的魅力在于，所有看上去寻常合理的东西，一旦出现在他梦境般的作品里，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诞，而所有的荒诞，又是那么平常，自然而然。《万里长城建造时》初读上去让人感到不知所云。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那个现实中国的长城，而是某种有关长城的传说。所谓"围绕着长城的许许多多传说之一"。叙事者试图解析这些传说，但很快发现经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义似乎也不在长城，而在有关长城的某种隐喻。他希望在修筑长城的工程中，发现帝国组织的秘密。叙事者说他的比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
《万里长城建造时》文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解构长城的建筑方式与目的，发现长城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本身。长城只是一种隐喻。第二部分解构帝国的组织机构，发现这个在空间上广阔无边、时间上静止不动的长城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涡，它迅速有效地流动，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核心不过是一个空洞。文本的意义就体现在第一部分解构长城与第二部分解构帝国二者之间构成的隐喻关系上。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长城只是一种传说，修筑长城的真正意义不是防御边患，而是组织建设。小说中出现四类角色：一，像孩子一样性情飘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质朴或愚昧的百姓；二，像家长一样深谋远虑、仁慈却专横、可敬又可怕的领导者；三，享有神明般的权威却拥有俗人一样的生命、强大又脆弱、实有又虚无的皇帝；四，论证高妙的"迷雾一般"的理论的学者与教授"崇山"一样的信条的教师。这四类角色是修筑长城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国的构成者。我们看叙事者如何将这四类角色组织到故事中。
领导者是真正的发布命令与组织者，他们规划全局并组织施工。他们发明了"分段而建"，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天性像尘埃"，如何将那么多像孩子一样容易充满希望又容易失望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持续有效地完成宏大的帝国事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领导者就是这样调动老百姓的。他们知道老百姓容易失望与烦躁，又容易希望与激动。修筑长城或许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但它的确可以将像尘埃散沙一样的百姓有效地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至于老百姓，他们过着"质朴"的生活，不用多想也不能多想，领导者都替他们想好了。他们只需要尽力揣摩、贯彻领导者的意图。而领导者的意图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要按其指令行事，不可深究为什么："当时许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个秘密的原则：竭尽全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一旦到达某种限度，就要适可而止……这是一条十分明智的原则。"分段而筑长城，是领导者根据百姓的天性与帝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它的意义不在于防御边患，而在组织帝国，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强大的新的工程"。或许仅有指令还不够，还需要学者发明一套宏大的理论(信仰或意识形态)，说明这项工程的伟大意义。于是，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论证修筑长城是为了修筑巴别塔 ，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先筑长城，而后才建塔"。长城与巴别塔显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学者这样振振有辞地论述，领导者与教师又不遗余力地宣传("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老百姓也就信以为真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半个村子的乡亲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
分段修筑长城，不过是中华帝国内部机制的隐喻。小说后半部分从长城主题转向讨论帝国本身。据说，修筑长城的旨令是由古代某位皇帝发布的，但似乎又没有那么个皇帝，也没有哪个皇帝曾经发布过修筑长城的指令。小说第二部分以诡语的方式讨论帝国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国无限权力的神秘中心，可这个中心很可能是个空洞。皇帝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又是一个脆弱可怜的人。"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作为这样国度的皇帝却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卧榻上……"长城是一个传说，皇帝也是一个传说。他是帝国组织的根据，百姓想象中的一个虚位。或许帝国本身就是荒诞的，像长城那样荒诞。小说叙述越往后就越显得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句子越来越多，帝国有一个皇帝，"大得凌驾于世界一切之上"，"我们"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接近"他"或认识"他"。他在遥远的都城与九重宫殿的中心，在谁也说不清楚的遥远的朝代中。京城与皇帝，就像"一条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不可理喻，这种空间与时间中的难以逾越的距离，加强了帝国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隐喻的东西不可以理喻。小说的语气在前后两部分差别很大。第一部分以分析为主，经常还表现出雄辩，第二部分则以模棱两可的、呓语般的叙述为主，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处多多。
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或许只能通过修筑长城这一象征来把握或接近帝国的意义，当你真正要解释帝国本身机构时，就无能为力或不着边际了。"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嘎然而止处，就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关键部位的螺丝钉突然崩飞了。
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卡夫卡在小说中一再通过不同意象强调长城帝国在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中静止的永恒性。从叙事者"我"的家乡南方到帝国的京城"千里迢迢"，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遥远，不仅老百姓永远也无法到达甚至想象京城，连皇帝的谕旨也无法传达到那些"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那是一条"几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事中空间的概念多是确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对的时间概念却模糊不清。首先是叙事时间，叙事者说长城动工时他20岁，但叙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满清的灭亡。他一再强调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老百姓传说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经被谋杀了，京城也早已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战争和革命多少年来都无法改变帝国，"村口的小圆柱上蟠曲着的那条圣龙，还在"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帝国在百姓的心中，就像"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个古老的帝国活在当代，本来就是非时间性的，就像万里长城，在广阔的帝国空间中延伸，但在数千年的时光中，却像石头一样凝固不动。


二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卡夫卡叙述中华帝国修筑长城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关注或了解中国的长城。小说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纠缠的想象中，千年帝国在无限辽阔的土地上修筑万里长城，事件本身就是个普遍的、神秘的、明显具有荒诞意味的象征。"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而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也是跟这些问题相关的。"
或许细读分析可以使我们朦胧之中感受或猜测到小说的某种意义。专制帝国是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它荒诞惊人的神秘。人们可以从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国，从修建泰姬陵了解莫卧儿帝国，从修建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东方帝国都在历史上完成过这种震慑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议的奇迹中，你才能理解那个像一部巨大的机器一样的复杂的家长式专制政体以及作为部件的无谓的个人的意义。卡夫卡真正表现的是权威中心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专制制度下个人与集体、领导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权力效率规模与组织一体化的问题。修筑长城不过是一个象征。
天书般的小说获得某种解释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建构成其文本的意义结构与话语语境。修建长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与思考帝国机构与个人心理中的家长式专制倾向时，才作为象征出现的。问题是在卡夫卡的视野中，长城是如何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卡夫卡用小说的形式思考东方帝国，却将选择的素材或"本事"落实到中国，中华帝国究意在什么样的知识与想象背景上，获得了卡夫卡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他的创作与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构筑卡夫卡小说意义的文本谱系是什么？最终能够解释《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意义的，不是中国的长城或制度与历史，而是西方关于中国与长城的观念与想象传统。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话语中获得意义的。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有关特定主题或对象的、意味着特定规训与策略的一整套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表述，它为个别文本提供思考与言说的假设、规则与期待。赛义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研究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西方表述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其中不仅包含着西方对东方各种离奇的想象，还意味着一套严肃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与权力运作规则。它由"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分配"，形成一种知识谱系或观念群，规定着个别作家文本的观念基点、意义结构，为其提供特定词汇、意象、修辞技巧甚至母题种类。赛义德认为福柯忽略了单个文本或作家的意义，主张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单个文本或作家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策略性定位"与"策略性建构，""……策略性定位，一种根据其所写的与东方有关的作品来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构，一种分析文本与文本群、文本类型在自身内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和获取现实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确认每位写作东方题材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题材，如何接近这一题材，如何才能不为其高深、其范围、其令人可畏的广度所挫败或击倒。任何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人都必须以东方为坐标替自己定位；具体到作品而言，这一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他所构造的结构类型，他作品中流动的意象、母题的种类--所有这一切综合形成一种精细而复杂的方式，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发掘东方的内蕴，最后，表述东方或代表东方说话。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位就东方进行写作的作家都会假定某个先驱者、某种前人关于东方的知识（甚至就荷马进行写作的作家也同样如此）的存在，这些东西成为他参照的来源、立足的基础。此外，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于是，作品、读者和东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分析的结构……"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西方现代文化中无疑也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说它是汉学主义或中国主义都可以。它由各类有关中国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构成，为卡夫卡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素材、叙事角度、象征及其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历史深度。文本是没有边界的，它不过是话语网络中的一个结。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就构成一种诠释的循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解读小说提供了意义符码，而小说又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头发端，伸展到这里相联结……。小说的开头令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话（第五卷第十三章）："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 。这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3个多世纪前从意大利到中国，最后死在北京，卡夫卡一生却从未去过比巴黎更远的地方。 他想象中国的方式纯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他的阅读视野中西方各类有关中国的文本中"编织"意象与故事的过程。对他来说，想象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可能就是长城，就像想象埃及总与金字塔联系起来一样。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叙述很早就与长城联系起来。《马可波罗游记》(1298？)没有提到长城，成为人们怀疑其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如果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他不可能漏掉这么明显的标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有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20世纪的英国研究者。 后来的旅行者很少再出过这类差错。葡萄牙人平托的《东方见闻录》(1569-1580)谈到中国国王将犯人送去修长城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专门介绍了"长500里格的长城"："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500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侍卫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 1655年，约翰 尼霍夫随同荷兰使团到北京，在他出版的游记《荷使出访中国记》(1665)中提到："中国农夫告诉我们说，人们可以从容地在一天内可以骑马赶到长城再回来。" 平托、门多萨与约翰 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间接听人传说长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1665)则证明他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万里长城 。越来越多的 传教士、使节到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关长城的消息或赞美传到西方。南怀仁神甫说"世界七大奇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长城，欧洲所有出版物中关于长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见到的长城的壮观。"(1685)
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传说与发现到启蒙运动时代的见证与赞叹，长城作为一个奇迹，在西方视野中逐渐成为中国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兴建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保护帝国不受鞑靼人的入侵……" 杜赫德并没有对长城表示过多的热情，但到了启蒙哲学家那里，长城便成为一个令人仰慕的奇迹。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1765)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誉。伏尔泰《风俗论》(1756)称长城不论"就其用途与规模来说"，都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从启蒙时代开始，长城在西方不仅享有盛誉，而且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明的标志。 不管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记载约翰逊博士曾表示过对参观中国长城的热情，并认为那是一项真正的荣誉。 另一位著名的英国人笛福在《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飘流记》的续集)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长城尽管"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但"大而无当"，因为它连乌合之众的鞑靼兵都挡不住。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渐被赋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国文明的保守或虚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壮观。副使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中一边赞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一边也冷静地分析长城的真正意义，如果说这堵大墙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阻挡过外族的入侵，那么现在，它的意义只是限制中国人外迁。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 随团的巴瑞托上尉以职业军人的眼光详细观察了长城的构造，40多年后英国军队从海上攻入中国，长城彻底成为历史遗迹。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出入中国，许多人去长城观光。他们一边赞叹长城之雄伟，一边也反思创造这一奇迹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视野中，长城逐渐从历史现实中的建筑物变成了带有明显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的文化象征。这一神话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前后。
长城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其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按照罗朗 巴尔特的观点， 神话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被历史选定的语言。一种形式突然具有某种丰富的、实际的、看上去自然而然、无可争论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历史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的某种深度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往往是随意的、变幻的。所谓随意，是因为在形式与历史之间部分类似的意指过程，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什么长城就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呢？中国文明的特征又是什么？变幻指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却变了。门多萨与伏尔泰将长城当作中国强大的象征，笛福和后来的史莱格尔则将长城当作中国文明软弱的象征。长城是一个建筑物，它在现实中只是中国古代的防御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它首先由一个异域建筑变成一个有待解读"发明"的文化符号，人们在长城与某种"中国特性"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类比关系，比如长城与广阔的帝国、封闭保守、停滞与空间化的、高度组织与奴役的文明等等，长城被神话化。


三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现实变成了被解读的文本，或者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系统，其中最有表现力的莫过于某种核心象征，因为象征性的表述同时具有修辞意义的鲜明性与丰富性，在大众想象中作为"套话"，影响尤其广泛。比如，金字塔已不仅是古代建筑，而是埃及文明的象征，长城逐渐也具有了特定的文本意义，成为一个在历史时间.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万多千米。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扩展资料长城的代表地段：
1、山海关
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是万里长城的入海处。全长26千米，主要包括：老龙头长城、南翼长城关城长城、北翼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及九门口长城等地段。老龙头长城是长城入海的端头部分。
山海关是明代创建“卫所兵制”的产物，明代的“屯田制”和改革政策又对山海关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镇北台
镇北台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陕西省榆林市，距城区约3千米，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万里长城中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
也是万里长城上最雄伟的军事要塞和观察所，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和“天下第一台”之称。据险临下，呈方形，共4层，高30余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
3、嘉峪关长城
嘉峪关长城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隅，因建于嘉峪山麓而得名，是明长城西端起点，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长城沿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关，河西第一隘口，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
城关由内城、外城和城壕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黄土夯筑而成，外包城砖，坚固雄伟。关城平面呈梯形，面积3.35万余平方米，城墙总长733米，高11.7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城

万里长城历史年表
公元（前） 干支 朝代 年号 大事记
656 乙丑 楚 楚成王十六年 鲁僖公四年，……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春秋左转正义》
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城。
《水经注·汶水》
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汉书地理志》

557 甲辰 楚 楚康王三年 夏六月，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
《春秋左传正义》

555 丙午 齐 鲁襄公十八年 晋侯沈玉济河，会于鲁济，寻溴梁之盟，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平阴，齐地也，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十里。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
《水经注·济水》

409 壬申 秦 秦简公六年 堑洛，城重泉。
《史记·秦本纪》
404 丁丑 齐 齐康公元年 韩景子、赵列侯及晋师伐齐，入长城。
《水经注·汶水》
369 壬子 赵成侯六年 中山筑长城。
《史记·赵世家》
361 庚申 魏 魏惠王九年 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史记·秦本纪》
华州《禹贡》雍州之城，……春秋时为秦晋界邑。长城在州东七十二里，或说秦晋分境祠华岳，故筑长城……《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今州东南三里魏长城是也。
《元和郡县志》
358 癸亥 魏 魏惠王十二年 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
《水经注·济水》
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
《后汉书·郡国志》
351 庚午 魏 魏惠王十九年 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史记·魏世家》
351 庚午 齐 梁惠成王二十年齐威王六年 齐筑防以为长城。
《水经注·汶水》
333 戊子 赵 赵肃侯十七年 围魏黄，不克，筑长城。
《史记·赵世家》
319~301 齐 齐宣王元年~十九年间 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史记·楚世家》
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余一千里，至琅邪台入海。《史记·苏秦列传》
311 庚戌 燕 燕昭王元年 张仪游说燕昭王：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
《史记·张仪列传》
易水又东屈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
《水经注·易水》
307 甲寅 赵 赵武灵王十九年 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
《史记·赵世家》
300 辛酉 赵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 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史记·匈奴列传》
299 壬戌 楚 楚怀王三十年 秦使将军�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
《史记·秦本纪》
284~279 燕 燕昭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272 乙丑 秦 秦昭王三十五年 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265 丙申 赵 赵孝成王元年 赵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备御匈奴，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史记·李牧列传》
215 丙戌 秦 秦始皇三十二年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里。于是渡河据阴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
《史记·蒙恬列传》
214 丁亥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 坠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4 丁亥 秦 秦始皇三十三年 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
213 戊子 秦 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史记·秦始皇本纪》
209 壬辰 秦 秦二世元年 中原各地起兵反秦，秦前所徙诸谪戍边者皆散，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原界于故塞。
《史记·匈奴列传》
205 丙申 汉 汉高祖二年 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
《史记·高祖本纪》
130 辛亥 汉 汉元光五年 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
《汉书·武帝纪》
127 甲寅 汉 汉元朔二年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史记·匈奴列传》
121 庚申 汉 汉元狩二年 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史记·大宛列传》
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
《汉书·张骞传》
110 辛未 汉 汉元封元年 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汉书·张骞传》
103 戊寅 汉 汉武帝太初二年 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外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史记·匈奴列传》
101 庚辰 汉 太初四年 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梨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西域传》
33 戊子 汉 汉元帝竟宁元年 单于自言愿婿汉以自亲，元帝乃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卫上谷以西至敦煌，请罢边备塞卒，以休天下人民。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38 戊戌 东汉 东汉建武十四年 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城堡，起烽燧，十里一堠。
《史记·马成列传》
126 丙寅 东汉 东汉顺帝永建元年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坏，鲜卑因此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乃上书乞修复障塞。冬十月，汉诏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23 癸亥 北魏 北魏泰常八年 正月，丙辰，……蠕蠕犯塞。
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
《魏书·太宗纪》
446 丙戌 北魏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发司、幽、定、翼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
《魏书·世祖纪》
484 甲子 北魏 北魏太和八年 高闾上表：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六镇势分，倍众不济，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扦守。
《资治通鉴·齐纪》
504 甲申 北魏 北魏正始元年 源怀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乃储量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世宗从之。
《魏书·源怀传》
543 癸亥 东魏 东魏武定元年 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四十日罢。
《资治通鉴·梁纪》
552 壬申 北齐 北齐天保三年 十日乙未，起长城，自黄栌岭，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
《北齐书·文宣帝纪》
553 癸酉 北齐 北齐天保四年 契丹犯塞，文宣帝亲戎北讨，至平州遂西趣长堑。
《北史·契丹传》
554 甲戌 北齐 北齐天保五年 十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北齐书·文宣帝纪》
555 乙亥 北齐 北齐天保六年 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
《北史·文宣帝纪》
556 丙子 北齐 天保七年 冬十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
《北史·文宣帝纪》
556 丙子 北齐 天保七年 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北史·文宣帝纪》
557 丁丑 北齐 天保八年 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拨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里。
《北史·文宣帝纪》
563 癸未 北齐 河清二年 三月，齐招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资治通鉴·陈纪》
565 乙酉 北齐 北齐天统元年 斛律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长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所。
《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
579 己亥 北周 北周大象元年 突厥寇并州……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
《周书·宣帝纪》
581 辛丑 隋 隋开皇元年 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怒……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堡障，竣长城。
《资治通鉴·陈纪》
581 辛丑 隋 隋开皇元年 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高祖纪》
夏四月，隋发稽胡修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途亡叛，文帝命韦冲缓怀叛者，月余，叛者皆至，复赴长城之役。
《北史·韦孝宽附兄子冲传》
582 壬寅 隋 隋开皇二年 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人入长城。
《资治通鉴·陈纪》
585 丙午 隋 隋开皇五年 使司安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拒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资治通鉴·陈纪》
586 丙午 隋 隋开皇六年 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高祖纪》
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资治通鉴·陈纪》
587 丁未 隋 隋开皇七年 发男丁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高祖纪》
607 丁卯 隋 隋大业三年 秋七月，发男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之五六。
《隋书·炀帝纪》
608 戊辰 隋 隋大业四年 三月乙丑，东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
七月辛巳，发男丁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隋书·炀帝纪》
1136~1148 金 金熙宗年间 泰州婆卢火浚界壕。
《金史·地理志》
1165 乙酉 金 大定五年 正月……乙卯，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
《金史·世宗本纪》
1181 辛丑 金 大定二十一年 四月……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
《金史·世宗本纪》
1190~
1195
金 明昌年间 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
丞相完颜襄请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
《金史·完颜襄传》
1198 戊午 金 金承安三年 大定年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凡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工七十五万，只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
《金史·独吉思忠传》
1199 己未 金 金承安四年 仆散揆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
《金史·仆散揆传》
1372 壬子 明 洪武五年 宋国公冯胜下河西，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臧地，置镇番卫。又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兰州卫于金城。
《重修肃州新志》
1372 壬子 明 洪武五年 大将军徐达在辽、金旧土城基础上筑大同城。
《大同县志》
1373 癸丑 明 洪武六年 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二十九，皆置戍守。
《明史·兵志》
1381 辛酉 明 洪武十四年 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
《永平府志》
1395 乙亥 明 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命周王�、晋王桐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
《明史·太祖本纪》
1409 乙丑 明 永乐七年 大同称镇，置镇守总兵官
《三云筹俎考》
1412 壬辰 明 永乐十年 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
《明史·成祖本纪》
1434 甲寅 明 宣德九年 都督李谦于红门口外六十里，自窑子头墩起，至小口子墩止，建边墩十六座。
《偏关志》
1436 丙辰 明 正统元年 始设佥都御史巡抚宣、大。
《明史·职官志》
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余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
《明史·兵志》
1437 丁巳 明 正统二年 守将都督王祯……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二十四所，发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
《榆林府志》
1442 壬戌 明 正统七年 冬，……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
《明史·王翱传》
皆恭始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墙，而墩台城堡，稍有添置。
《全辽志·边防志》
1449 己巳 明 正统十四年 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
《明史·景帝本纪》
1450 庚午 明 景泰元年 提督东京军务，右佥提督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迤东至一片石各关隘。
《临渝县志》
1451 辛未 明 景泰二年 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
《明史·职官志》
1466 丙戌 明 成化二年 总兵王玺于偏关北建新边，边极东为老营好汉山，边东接大同镇平鲁卫白草坪边，东南折向内边，接利民朔州界。西折至神池大水口，宁武阳方口，迤南复东折盘道梁抵雁门关。
《偏关志》
1468 戊子 明 成化四年 自抚顺而南四十里，设东州堡；东州之南三十里，设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里，设碱场堡；碱场之南一百三十里，设�阳堡，烽堠相望，远近应接，拓地千里。
《辽东志》
1471 辛卯 明 成化七年 延绥镇巡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
《明志·兵志》
1472 壬辰 明 成化八年 ……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遂弃河守墙。
《九边图考》
1473 癸巳 明 成化九年 都御史余子俊徙镇榆林堡，襟吭即举，内地遂安。
《九边图考》
1474 甲午 明 成化十年 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修边墙，墙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
《榆林府志》
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延璋，镇守都督范瑾，奏筑河东边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
《北虏事迹》
1477 丁酉 明 成化十三年 修宁夏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一带边墙。
《读史方舆纪要》
1479 己亥 明 成化十五年 十一月，筑宁夏沿河边墙。
《明会要》
1485 乙巳 明 成化二十一年 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调集中、西二路征操马步官军，并屯种官舍余人等做与墩墙。从中路起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
《大同县志》
总督军务余子俊请筑宣、大长城，五月都指挥顾纲以京兵六千助役。
《大同县志》
1502 壬戌 明 弘治十五年 秦襄敏总制陕西三边，筑内边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冰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
《九边图考》
1505 乙丑 明 弘治十八年 总制杨一清修边四十余里。
《固原州志》
1515 乙亥 明 正德十年 张风翊建，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偏关教军场边墙，随山据险，长一百二十里，又于关南五里筑堡一座，名罗汉坪堡。
《偏关志》
1516 丙子 明 正德十一年 都御史李钺于雁门东筑七堡，石墙、吴城、六郎，以遏山阴之冲；东梁坡、乱石滩、骆驼石，以遏应州之冲；天井梁以遏浑源州之冲。西筑四堡、八岔、石匣、小莲花，以遏马邑之冲；夹柳树、周鹗梁以遏朔州之冲。
《山西通志》
1529 己丑 明 嘉靖八年 总兵李瑾于偏关东北三十里，东起老营石庙儿，西抵白道坡石梯墩，沿山削崖，平地筑墙，长九十余里。
《北虏事迹》
1530 庚寅 明 嘉靖九年 三边总制王琼，自环县萌城西响石沟至靖虏卫地名花儿岔筑边墙，长六百三十六里。
《北虏事迹》
1530 庚寅 明 嘉靖九年 八月王琼令镇守固原属都督佥事刘文，统领官兵八千四百余名，巡行响石沟等处……挑挖响石沟至下马房旧堑长三十里，俱深二丈，阔两丈五尺，南面堑土筑墙，连沟共高三丈。又修理下马房西接平虏、镇戎，经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随山就崖，铲削陡峻，至九月初三次第修完。干盐池以西坍塞崖堑二十九里，令靖虏守备都指挥赵旭修理完备。
《北虏事迹》
1534 甲午 明 嘉靖十三年 都御史任洛自雕窝梁至达达墩，筑边八里二十八步，砌以石。
《宁武府志》
1536 丙申 明 嘉靖十五年 大司马刘公总督三边军务，深以宁夏失险为忧，命修贺兰山上边墙。
《嘉靖宁夏新志》
宁夏镇黄河东岸处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东过河入宁夏之路。
《皇明九边考》
1537 丁酉 明 嘉靖十六年 总制刘天和，修干沟干涧六十余里，挑筑壕堤各一道。复自徐冰水迤鸣沙河岸修一百二十五里，增葺女墙。
《万历固原州志》
1539 己亥 明 嘉靖十八年 都御史陈讲乃寻王野梁边墙废迹修复之。东起阳方口，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莽麦川至八角堡，悉筑长城凡百八十里，且筑且斩因山为险，土石各半，外为壕堑。
《宁武府志》
1540 庚子 明 嘉靖十九年 都御史刘臬请城雁门隘寨三百里，高阔以一丈五尺为式。
《山西通志》
1541 辛丑 明 嘉靖二十年 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设，驻宁武关，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关。
《明史·职官志》
1542 壬寅 明 嘉靖二十一年 翟鹏任宣、大总督，……浚壕、筑垣，修大同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疏请东自平型，西至偏关，画地分守。增游击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攻墙，戍兵拒，游击兵出关夹攻。
《明史·翟鹏传》
1544 甲辰 明 嘉靖二十三年 巡抚曾铣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利民一带增筑旧边一百四十里，望台一百二十八。
《偏关志》
1544 甲辰 明 嘉靖二十三年 都御史王仪请筑，宣府北路之龙门、许家冲，中路之大、小白阳，西路之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诸要冲垣墩，配兵乘守，从之。
《宣化府志》引《宣镇志》
巡抚詹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一百三十八里，堡七，台一百五十四座。
《大同县志》
1546 丙午 明 嘉靖二十五年 杨博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又修筑肃州榆林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卢泉诸处墩台。
《明史·杨博传》
总督翁万达及都御史詹荣、总兵周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城必有台，利于出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仗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又曰：自阳和至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三月令通筑边墙，补故并刃新，凡三百余里，于边墙冲口等处添设空心砖台三百座。
《大同县志》
总督侍郎翁万达以王仪所筑塞垣已渍圮，诸要冲垣墙亦多未备，请先于西路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为垣七十五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堑十三里，敌台月城九十一。
《两镇三关志》

1548 戊申 明 嘉靖二十七年 甘肃巡抚都御史杨博，巡历诸险，于诸口各设壕堑、榨垒以扼寇害。
《肃镇志》
1549 己酉 明 嘉靖二十八年 巡抚蒋应奎自山海关直抵开原，每五里设台一座，历任吉澄、王之浩于险要处增设加密，每台上盖更楼一座，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设军夫五名常川了望以便趋避。
《开原县志》
万达又请自东路新宁墩，北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大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三百有八，铺屋如之；暗门十九。以重卫京师，控带北路。又请补筑东路，镇南墩与火焰山中空，由镇南而北，西历永宁至新墩，塞垣以成全险，俱从之。
《两镇三关志》
1559 己未 明 嘉靖三十八年 裁副总兵，以提督改为昌镇镇守总兵，驻昌平城，听总督节制。
《明史·职官志》
1567 丁卯 明 隆庆元年 兵部请浚边壕，从之。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
1568 戊辰 明 隆庆二年 总督方逢时请筑北路龙门所处边，起龙门所盘道墩，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俾北路之兵，由此以入援南山，东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独石，从之。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
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史·戚继光传》
1569 己巳 明 隆庆三年 自嘉靖以来，蓟镇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劳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尺，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督抚上其议，许之。
《明史·戚继光传》
1571 辛未 明 隆庆五年 督臣王之诰请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儿湾白草墩，增筑边墙、墩台、大小堡寨，驻将领于此，以遏胡寇出入要路，并筑东西大小隘口。
《读史方舆纪要》
1572 壬申 明 隆庆六年 镇城西、北、东、南四路，板桥堡起至明沙堡止边墙，壕榨二千八百一十二丈，计一十五里二百二十四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修完。
《甘镇志》
东、西、南、北四路，嘉峪关起镇夷千户所止，边墙、崖榨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丈，计七十五里二百六十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修完。
《重修肃州新志》
1573 癸酉 明 万历元年 兵部复阅视侍郎汪道昆奏，阅过辽东全镇，修完城堡一百三十七座；铺城九座；关厢四座；路台、屯堡、门角、台圈、烟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边墙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丈九尺；路壕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丈；俱各坚固，足堪经久。
《明神宗实录》
夏四月，乙卯，增蓟镇、昌平敌台二百。
《永平府志》引《国榷》
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
修完东乐，洪水、尾窑、甘峻、梨园、平川、明沙等堡墙壕、崖榨、叠水四百九十五丈。内边墙底阔九尺，顶阔五尺，实台高一丈三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壕口阔深各二丈，底阔一丈，崖榨高、阔、深各三丈，俱不支钱粮。
《肃镇志》
1574 甲戌 明 万历二年 四月户部发二十六万二千余金修大同边墙，岁费五万。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题准修建延绥一镇三段边墙六百七十一里，墩台七十五座，墩院八座，寨城七座，石砌河口水洞连台一座，石券关门一座，石砌并土筑沟口一十七处，砖石券砌大小水洞、音门八十三处，水口四十五处，水眼五十一处，水道四百二十五道。
《榆林府志》
1574 甲戌 明 万历二年 万历二年修完平川、三坝、孤山儿、平虏等墩起帮接边墙长一千一百八十七丈。新加厚部分边墙底阔五尺，顶阔三尺，实台高三尺或四尺，垛口三尺。连旧墙共底阔九尺，顶阔五尺，高一丈七尺。
《甘镇志》
1579 己卯 明 万历七年 二月，筑大同镇屯堡二百五十七，敌台千二十八所。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1595 明 万历二十三年 巡抚李景元筑边墙，绵亘十五里，坚固精好，外护雁门，内巩省会，敌不敢窥焉。
《乾隆代州志》
1598 戊戌 明 万历二十六年 以松山平定议筑新边，……新边自靖虏卫黄河索桥起，至庄浪县界上门川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里冲边始安。芦塘、三眼井等处土疏易圮，时费修筑。仍按明初旧址，自镇番直接宁夏中卫。
《兰州府志》
1599 己亥 明 万历二十七年 兵备副使荆州俊筑边，自乌兰哈里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建堡十三。
《古浪县志》
1638 戊寅 明 崇祯十一年 兵部拨一万五千金，修复宣府镇边墙。
《南山修筑墩台疏》
1691 辛未 清 康熙三十年 工商等衙门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
上谕：“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挡，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帮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古北、喜峰口一带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
《承德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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